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中的公私关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顾，以便弄清楚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真正态度。
掩耳盗铃的“ 不搞私有化”
认为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解读有点浮于表面，至少习近平目前不想要计划经济。如果理解了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道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程晓农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这一 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权：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关键的资源，又随时可以调整政策。需要时，放开政策，让国人发挥灵活性与主动性去开创市场；政府有困难时，又可以强迫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输血。中国联通的混改只是一个开头。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锦涛时期有个“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时，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 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仿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违，而是中共发现，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胁，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要让共产党永久执政的资本主义，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执政集团既不坚持制度的教条崇拜，还会经常因时制宜地调整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这30多年当中，中共在国有企业成为包袱之时，可以开展以甩包袱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整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联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百病丛生，长期衰落已无可避免，依靠中共体制致富的各种富商巨贾正面临执政者重构政商关系的强大压力。
理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变迁，是把握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关键切入点。
政商关系之变一：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一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确实还是敏感禁区。直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国的中小国企经理才有机会变身为么营企业主——资本家。
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个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