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思恩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凤阳小岗村的现状》的文章，把率先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作为私有制失败的例子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在作者眼里小岗村成了又脏又乱的落后典型。作者指出，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小岗村的变化都是编造的谎言，他说要是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小岗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小岗村的“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为了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者列举了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几个至今仍在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村庄，用它们的变化远远大于小岗村的事实来证明私有制不如公有制。作者故意漏掉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就是天津市的大邱庄。他为什么要漏掉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社会主义典型是大有深意的，我将在稍后的议论中指出其原因。
我决不否认，今天的小岗村确实不如毛左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典型，可是，用它们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说明毛左完全缺乏经济学常识。读者只要上谷歌地球搜索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岗村和那些典型村庄的差别。除了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以外，其它村庄都位于城市的近郊，与城市紧密相连：河北省的周庄乡位于晋州市城东，江苏省的华西村位于张家港市西南，湖北省的洪林村位于洪湖市城北，河南省的刘庄村位于新乡县的城南，南街村位于临颖县城南。这些村庄与城市发展连为一体，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了城中村。有这样的区位优势，其经济怎么可能不发达？昆明市六甲乡的福保村，由于有同样的区位优势，不搞社会主义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2002年，福保村工农业总产值超过6亿元，上缴利税1500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税金就达到1万元。事实说明，福保村的经济发展并不比毛左列举的那些社会主义典型差。纵观全国，像福保村这样迅速发展的私有制农村，可以说成千上万。如果非要比较所有制的优劣，毛左列举的这些典型村庄不应该和小岗村比，而是应该和1978年以前它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比。那时中国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这些村庄同样占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如果公有制真的优越，它们怎么会都是些“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它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完全得益于邓小平打破公有制铁饭碗的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小岗村与它们不同，远离城市经济圈，离最近的小港口城市明光市也还有20公里，不具有区位优势，没有人愿意到小岗村去投资，经济当然难以发展。由于这些典型村庄紧邻城市经济圈，在市场、人才、信息、管理、交通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筹集到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必需的启动资金，经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村里的土地是不是集中管理根本就没有关系。由于这些典型村庄的党委书记都是些狡猾的政坛骗子，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社会主义的招牌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因此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从而获得银行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据网友揭露，仅南街村就获得了银行高达16亿元的贷款，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试问，如果小岗村也能得到16亿的政治性贷款，经济怎么可能发展不起来？毛左“谁是照妖镜”质问我说：“那你解释一下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小岗村的原因吧。”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让我通过分析银行选择性贷款的动机，让我明白土地集中使用才能得到银行的信任，正因为小岗村分散使用土地，所以银行才不愿意给村民贷款，这就使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失去了银行的支持。如果银行贷款的动机真的如此简单的话，那么毛泽东时代全世界的银行都会争着向中国贷款了，因为那时全国的土地都是集中使用的。既然土地一集中使用，银行就会贷款，那么中国广大的农村，早就把土地集中起来了。他们之所以不集中使用，是因为农民太傻，还是因为真的是像康帕内拉所说的，是因为国王包藏祸心故意不让农民集中使用土地？这些都是毛左无法解释的。然而，他们要想以理服人的话，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毛左肯定会说：“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不是也远离城市经济圈吗？它怎么就发展起来了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小岗村和兴十四村的差别吧。
这里借用一下马克思的观点：扩大再生产需要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正是在原始资本积累方面，小岗村的条件远逊于兴十四村。兴十四村面积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人，人均耕地17.57亩。小岗村下辖23个村民小组，拥有849户人家，3823人，耕地面积8713亩，人均耕地2.28亩。不算1.13万亩的树林和4000亩的草原，光人均耕地面积这一项，兴十四村就是小岗村的7.7倍。小岗村人和兴十四村人同样都耕作一年，前者只能解决温饱，后者却可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由此可见，兴十四村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小岗村却不具备这个条件。由于自然资源不足以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小岗村人就只能外出打工挣钱，依靠辛勤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创业。如今，已经有一些过去外出打工的小岗村人回到家乡创办了企业。这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奋发图强优良品德的体现，毛左们却诬蔑小岗村人是“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毛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是多么的巨大啊！
毛左不懂经济学，不知道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把南街村、华西村等的发展归功于公有制，是无知无识的集中体现。思恩在文章中极力赞扬公有制，他说：“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从以上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左对社会主义是彻底无知的！他们以为土地的集中管理和生产的统一经营就是公有制了，殊不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反对剥削、消灭剥削，公有制就是实现其目的的直接手段，南街村等示范村搞公有制也不能违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吧，否则就不值得毛左去称颂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共产主义示范村有没有剥削。
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共有848户人家，3180人。思恩说：“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后，70多个人就干完了全村的农活。问题是，那些没有参与农业劳动的村民，要不要分享那70几个人的劳动成果？如果不让他们分享，那么凭什么要把土地无偿送给那70几个人使用？如果让他们分享，那不是对70几个劳动哲的剥削吗？
也许毛左会辩解说：“其余人并不是不参加劳动，他们被分配到工业领域去了。全村实行统一分配，不分工业还是农业，所以就不存在剥削了。”这种回答并不能使人感到满意，就算本村人没有受到剥削，难道剥削就不存在了吗？南街村有26个工厂，职工总数11000人，远远超出了南街村3180人的人口数量，这说明大部分工人是外来务工人员。村民共有三块收入来源，一是工资奖金；二是油、米、肉、鱼之类食物；三是分红。第一项是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都有的，后两项就只有本地村民才有资格享受了。所谓分红，就是分配资本利润。资本利润靠什么作保证？靠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保证。
法国社会主义宣传家普鲁东说，所有权就是盗窃！如果这句话对个人所有权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对集体所有权难道就不正确了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马克思主张用暴力革命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抢夺到劳动者的手中，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应该归那11000名劳动者所有，因此外来务工人员也有权享受分红的待遇！本村农民除了劳动工资以外分到的实物和红利都是非劳动所得，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可是，如果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南街村村民的收入就会大幅下降，免费医疗等公共福利也将难以为继，社会主义的神话就必然破产。出于这样的考虑，所有社会主义示范村都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对待外来务工的劳动者，都在悄悄维持着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剥削。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存在着严重剥削现象的社会制度，毛左们还在为之欢呼赞颂，是眼睛有毛病还是大脑有问题？难道他们可以说，一个人剥削工人算剥削，一群人剥削工人就不算剥削了吗？
毛左的共产主义示范村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当地村民不仅剥削外来务工人员，而且还剥削周边其他村的村民。江苏华西村只有2000人，也剥削着一万多名外来务工者。当地村民住的确实是环绕鲜花的别墅，可外来务工者住的却是围着铁丝网的四个人挤一间的工棚；当地村民的孩子上幼儿园确实不要钱，可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上幼儿园却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2001年，华西村的土地不够用了，就打起了周边其他村的主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是个比黄世人还狡猾的老狐狸，他利用周边村民对华西村富裕生活的羡慕又不明底细的条件，诱骗他们合并到华西村。合并完成后，吴仁宝就悄悄地把新合并进来的村民的土地据为华西村所有，使得那些村民都成为失地农民。过了六年村民们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村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原来清洁的环境也受到了严重污染。“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村民周毅感叹道：“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2010年8月18日，受骗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向吴仁宝讨回公道，可是政府出动警察，为吴仁宝保驾护航大肆抓捕村民，周边村民的土地就这样被吴仁宝成功侵占了。吴仁宝把华西村规划成三片，合并进来的那些村庄被规划成“钱庄”和“粮仓”，华西村被规划成“天堂”。是啊，“钱庄”和“粮仓”都是为“天堂”服务的，这就是吴仁宝的真实想法！天堂和地狱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有人在天堂享福，就一定有人在地狱受苦。毛左的眼睛只看到了在“天堂”享福的吴仁宝，却看不见在地狱受苦的芸芸众生。
实行社会主义的那些示范村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上推行独裁主义。不管是华西村的吴仁宝，还是南街村的王宏斌，或者是洪林村的叶昌保，村里的一把手几十年没有更换过，村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领导任职实行着事实上的终身制。他们乾坤独揽、任人唯亲，俨然成了封建王国的土皇帝。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华西村所有重要的领导岗位都被吴仁宝的家人占据着。号称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北省周庄共有10个队，由周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所谓不称职不过是指不合领导心意而已。合作社主任韩建明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老是换人也不好。”当然，所谓好还是不好，都是领导说了算，村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现在我来回答毛左思恩为什么在提社会主义示范村时有意漏掉曾经红极一时的天津大邱庄。大邱庄的党委书记叫禹作敏，此人好冲动行事，长期的帝王生活使得他忘乎所以，以为他就是天下的老大。1992年12月大邱庄里的一个公司在查账的过程中，禹作敏的心腹非法拘禁并打死了业务员危福和，死者全身创伤380处。因为危福和是外来务工人员，在禹作敏的心目中自然低人一等，因此他决定包庇罪犯。1993年1月，当检察院来调查取证时，禹作敏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舍不得化钱收买办案人员，像现在的地方干部驾轻就熟的那样，让办案人员去为他编造借口开脱罪犯，却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六名检察官关了13个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事态由此恶化。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这当然是鸡蛋碰石头，最后禹作敏被以多项罪名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死于监狱。大邱庄这个社会主义示范村从此退出了毛左的视线，这就是思恩不好意思提大邱庄的隐情。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已经知道了毛左推崇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那里没有公平、没有民主，有的只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以及土皇帝的为非作歹！把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崇拜和宣传，难道不是祸国殃民的行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