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证”出来？
2009年1月15日，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编的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发布。该蓝皮书凝聚了包括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在内的20余位著名学者的三年学术努力，虽然20多位学者所论重点各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一点：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而在200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也似乎将关注点落在公民社会身上：《社会蓝皮书》主编、09年《社会蓝皮书》主报告李培林表示，今年比较明显的新现象就是公民社会发展很快，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学者们似乎都提倡（至少不反对）将2008年作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当然，即使是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就在北大相关研究部门和学者正在筹备发布他们的蓝皮书的几乎同时，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也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来自清华的观点则明确表示：“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学者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大，是研究视角上的各有侧重，还是真的如媒体所称的到了“北大清华激辩”的地步？
其实，学院里的争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对一些关键问题的针锋相对我们欠缺的恐怕早已不仅是“长期坚持”的制度韧性，就连“针锋相对”本身都已然是渐渐远去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靠行政权力堆积起来的权威身份去“断言”一些原本可以争论也必须争论的东西。断言中国迈入“公民社会”，为时过早，这疑似“硕果仅存”的媒体观点，还来自大洋彼岸的华文报章。剩下的，就只剩下些所谓“新媒体大有作为”的博客作者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的异议。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些东西，早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却迟迟呼之难出；但另一些原本难以定论或者暂时无法定论的，却被这样那样的权力部门和研究机构争先恐后地“断言”下来——用本山大爷的话讲那就是“你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反正我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了”。前者的典型首推折腾了太久的“华南虎迷案”，但08年底冒出的“正龙翻案风波”，究竟是如论者所愿成为“最后一点涟漪”，还是权力在那厢自顾自折腾的“外一首”？我们也恐怕只能静观其变了。至于后者，能够举出的例子也算层出不穷，而最新鲜出炉的还要算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的评价”为重点进行的“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根本无须耗费众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可以不言自明的结果：“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得到高度认同”。知名网友黎明先生对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强烈表扬，让人忍俊不禁，更让人深思。
而于公民社会而言，难道不也存在着这么一个“无法认定的急于认定，该定下来的恰恰定不下来”的怪圈吗？是否可以依靠学院里多角度、各方面的学术研究“证”出一个公民社会？姑且在此只提出问题，暂不做结论。
公民社会，“震”出来？
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似乎有点太多了。但对于疑似突然热起来、更突然急于过渡到完成时态的公民社会研究而言，汶川地震和08奥运是两个被涉嫌过度引用和诠释的由头，尤其是在要论述“2008年作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的时候，真有点“震”出一个公民社会的架势。而这种对“震”出点什么的期待，恐怕要从南方周末那篇名动各方、也引来不少非议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说起，南文着眼于“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但更强调“中国能不能闯过去”，强调“执政理念的全面刷新”，强调“我们当下的选择”：仅仅寄希望于“震”，是“震”不出任何东西的。那种“汶川大地震‘震出’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之类的外媒观点，作为传媒语言无可厚非，但若作为整个社会顺理成章的共识则恐怕还大有可商榷之处。
大地震的疼痛与记忆总会消散，甚至消散的速度足以让你我都感到诧异。而寄希望于地震“震”出来的公民社会，是否会随着志愿者群体的散去而成为奖状挂在墙上，这个时侯，恐怕再没有人敢妄下断言。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作为自然灾害的地震终究“震”不走作为社会灾害而常年存在于社会机理的制度积弊。甚至在逝者尸骨未寒的当下，那些污秽与拙劣便亟不可待地轮番上演，而“北川豪华越野车事件”其实只是最新鲜出炉的包子罢了。
急于去春晚代表灾区公职人员发言的北川县长经大忠在正面回应网上盛传的110万元的陆地巡洋舰“只为应急救灾”时恐怕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对汽车性能与价格信手拈来的公民韩寒对县政府自相矛盾的表态揪住不放。用学者冉云飞的话讲，连韩寒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能用自己作为一位赛车手对汽车的多方面了解，来全面地揭露地震中一些政府的虚伪、奢糜行为。针对北川豪华越野车事件，批评最到位、最切中要害的要数韩寒的三篇随手写就的文字：灾区政府采购忙，北川出手最大方、北川政府不缺钱，那我们就放心、北川政府继续说谎。而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则认为“关于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好评论的”，因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看一场表演了，是一个关于如何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前一个谎言的表演”。
公民社会，是否真的可以靠一场地震催生出来？《5.12地震催生中国公民社会》一文的作者是相对理性的：“5？12地震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它可以是一个契机，也可以什么都不是”。而其中引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中国用好公民社会理念。在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先生看来，在中国引入和使用公民社会理念，需要系统追溯此理念内含价值取向的演进；需要密切结合中国传统寻找此理念嫁接本土的适切性；需要深刻挖掘此理念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学术解释力。
公民社会，争出来！
公民社会离不开作为其分子的拥有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而公民是不可能从论文中衍生出来的。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不间断的公民教育努力，这是前段时间知名学者萧瀚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飞信对谈中一直在表达的观点。萧瀚先生一直致力于（或者说关注）公民教育的进程，记得几年前有感于钟南山院士因其电脑被抢而说的那些昏话，发出“公民教育要从名人抓起”的呼吁。还有萧瀚先生给学生学期末的最后一课：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的演讲中，其实也都指向一个主题，那就是公民教育。萧瀚先生始终认为，走向公民时代的中国，需要的是由百姓到公民的过渡，需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站满了公民”。
如果非要坐实“2008是公民社会元年”这个当代人的自我定位，单靠学院里的论文专著“证”不出来，寄希望于某些突发事件更是“震”不出来，一个被概念和定义包围了的公民社会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每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点滴行动与争取：公民社会是争出来的！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必须有一批具有公民风范的实践者。无论是醉心于公民教育的李慎之，还是用行动践行公民理念的茅于轼，都是当之无愧的公民典范。谈到李慎之，有不少人都会提到李慎之先生的公民教育情怀，公民教育一直是李慎之先生难以释怀的一个心结，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公民教员，编一套公民课本，在其逝后有不少人更是撰文回忆公民教员李慎之与蜀光中学，表示“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为公民教育尽一份力”。
而2009年1月1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将迎来八十岁的生日。此前，数位青年学人发起了“为庆贺茅于轼先生八十岁生日征文”活动，他们认为，“茅于轼先生的思想、人格与行动，在这个由封闭转向开明的时代，具有非凡的示范意义，他为推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应该得到最高的尊敬”。 倡议得到了众多学者、学子和社会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从亲身经历出发，从不同角度撰文描述了茅于轼先生的学术、工作及生活。从一个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情感变迁到十五年历程，见证茅老“为穷人办事”，从绅士茅老到国宝茅于轼，人们希望道德的茅于轼和学问的茅于轼有一个淡定的幸福，更希望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的道路不再是一条孤独大侠的道路。
其实不但是2008年，几乎每年的年末都会伴随一股媒体的年度盘点热。而本年度的媒体盘点，似乎有些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公民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公民个体与公民组织身上。《南都周刊》着力于建构“伴随中国互联网崛起的言说者群像”，评选出“网络知道分子20人”。 网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既没有边际也没有中心的表达平台，没有人能一统话语江湖，论者如群莺乱飞，言说若杂花生树。这是互联网技术创造的话语春天。在众说纷纭、大浪淘沙的网络言说过程中，一批意见领袖脱颖而出，他们至今仍活跃在网络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与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对公共性话题的意见表达为网络言说状态。他们是长期坚持自由言说，坚守布道法门的法学家贺卫方、坚持“对进步有利，我就必须说”的李银河、“按理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的萧瀚、时刻保有公共言说冲动的王书亚、用史记体记录现实生活的餮饕、在地震救灾中有雷锋附体的感觉的牛博网和他的创办人罗永浩，以及各自领域坚持公共言说又不局限于言说的韩寒、钱烈宪、王小峰、和菜头、十年砍柴、五岳散人、连岳、安替、杨恒均等人。他们的作为让更多的人坚信网络草莽改变话语格局，坚信网络民意有着超越网络载体本身的意义。
谈到韩寒，作为一个有着鲜明八零后特质的快乐公民，“北川豪华越野车事件”不是偶然的一时兴起，每当发生公共事件，韩寒总“以看似轻盈的姿态抨点时政，每惊其洞见；他以欢快幽默的青春肩起社会公义”，韩寒已经是一个现象，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2008年12月27日，据检察日报的官方网站正义网以独家报道，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在其成立五周年年会暨首届公民责任奖颁奖典礼上将首届“公民责任奖”颁给了韩寒、简光洲、丘建东等三人。“公民社会的未来——公盟2008年度公民责任奖颁奖”成为各大网站关注的热点。而也有论者发出质疑的声音：韩寒的08年度公民责任奖，非发不可吗？批评公盟给韩寒发奖是因为公盟做事太少、知名度太低，凑个奖项来借韩寒出名。并因此引来为韩寒撰写颁奖词的萧瀚先生的《公民责任奖与公盟的作为——答鲁国平先生》专文反驳。当然，鲁国平先生的《没有公民社会何来公民责任奖？——兼答萧瀚教授“》其实大可没有必要再做争论。起码此番往来正如萧瀚先生所言，”倒是坏事变好事——因为他的误会，我正好可以尽点说空话者的绵力——就是鲁先生说的借韩寒替公盟炒作“。
还有，还有很多，还有“魑魅魍魉2009，一个公民”，还有冰点记者刘万永那不成熟的冲动，“地球村”里的中国公民廖晓义对公众参与环保永不疲倦的不懈推动，不间断参与和关注杨佳案的艾未未那种“等一辆车老不来”的焦虑，自诩为“精英”的传媒人梁文道对各项公共事件的坚持发言，包括关注公民参与与公民言说的编辑，在选稿过程中甚至发现了致力于采访公共知识分子的专职记者………谁是公民社会中最可爱的公民？媒体的盘点以年度为界限，但公民的作为却不以时间为转移。
公民社会，走出来
究竟什么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否就是“公民的社会”？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又是个怎样的关系？内中涉及的学理概念分歧足以将不少人雷倒。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及特点，几乎任何一篇不同作者的学术论文仅在公民社会的概念界分问题上就可以长篇累牍。用童大焕先生的话讲，公民社会从告别主奴心态开始，而3亿网民是涵养中国公民社会的希望。究竟什么是公民社会？为什么支持（抑或反对）建立西方式的公民社会？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告别2008的时候，有论者希望在不折腾中走向公民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当然不希望只有一个深圳通往公民社会。笔者宁愿把当下称作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前夜”，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公民社会，也不论我们的“散步”与“喝茶”是多么怪异的公民社会表达。起码请允许我们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是的，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这个词语于我们每个人都不算宏大叙事，因为我们知道，菜虫的美好童年，与此相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尊严，也与此相关。这个理想不是空中楼阁，但这也不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可以有时间表的东西。
需要明确的是，公民社会绝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本身，还应当而且必须起码包括公民教育、公民参与、公民维权等诸多方面的实践操作。公民社会，需要有制度保障的公民表达平台，需要在书本与学术之外迈出哪怕暂时缓慢的步伐。公民社会，不仅仅是思想，更是行动，是需要一点一滴悉心培育的公民文化土壤！
公民社会，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