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比“1930年的德国”更坏
日前，曾在大陆生活和工作过的前白宫总策略师班农在接受访问时说：“中国（应为中共）是1930年的德国”，并以此重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粹及亚洲事务之于全球的重要危机。然而，班农并不明确的是，中共所伪造的民族主义战争，在本质上并非是一场自发的战争，因此，“1930年的德国”只是中共所要面对和渴望成为的未来，但不是现在。而在更深入的层面上，班农所理解的“如此强大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并非是大陆社会现状的实质反映。而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其实是在中共的逼迫（引诱）下所产生的非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假象”，是一种既不触及社会形态，也非关政治倾向的中共式的党族主义，也就是红色种族主义和现代阶级斗争的双重混合，是纳粹与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小作坊（特权）进行批量制造后产生的迷乱政治符号。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班农对中共的判断才具有政治逻辑的客观性，并符合“一切都是为了控制”的结论。
西方世界对中共的误解，是在于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大陆）与中共的区别。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班农身上，也体现于西方知识分子阵营。学者、同时也是在亚洲工作了近30年的知名记者帕特里克·劳伦斯在美国《国家》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该文除了不断为中共辩护、洗地，高度赞扬“一带一路”外，甚至还引用了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发展也是自由（的一种），并以此作为对“中国”现状之于现代世界的“价值”予以包庇的注脚。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式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和社会中都不存在。中共只有限制、禁止与隔绝，是非自由和反自由的权力体系。也就是，中共以隔绝政治来同时隐匿“中共”，使“中国”成为中共的傀儡。因此，即使倒退到“1930年的德国”，班农也无法看到中共不可能是民族主义的，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反民族的，是出卖一切的卖国集团。并且，其“发展”的最后结局，不会和在民众的围观中轰然倒塌的大清帝国有任何差别。这绝非是作为隐喻的事实，而是作为历史和未来时态的事实。
思维及观念的平面化是造成一切歧义的真正根源，并导致了如齐泽克在《全球地行动，本土地思考》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姿态”。同时，也与朝鲜（或朝鲜式的中共）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脆弱的共存”着。因此，班农在实际上和特朗普一样，也即，他们虽然准确地提炼出了中共式（政权）是美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并以“美国至上”试图解决一切因价值观和世俗生活中正在产生及已经形成的冲突和危机。然而，他们在战略确切的前提下，却以思维及视野的错误，进一步加剧了对于危机的事实分歧。也即：鸿沟并没有被填平，或产生改变或减少的迹象，而是恰恰相反，对人权观念以主导全球社会性危机的疏忽，正在促成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及权利被削弱及镇压的直接后果。因此，正如同李明哲妻子李净瑜在“李明哲被颠覆案”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中共导演了这一场虚假的审判”，为的是，镇压民众权利。而作为试图介入亚洲事务的班农，如果不改变对“民族主义”与中共关系的观察角度，而仅依靠在经济上对中共进行调查、制裁，则必然会陷入与朝核危机一样的困局中。也就是，朝鲜政权与中共一样，他们都以践踏人权和法治为嗜好，根本不会承认、也从不准备遵循任何一种国际约定。除非，班农的嗅觉已经感觉不到中共正在成为干预自由世界和民主制度的超级恶棍，是当下和未来必须要将其埋葬的、比“1930年的德国”更坏、更暴力的政权。
与世界秩序的紧张关系
从更社会化而非民族性的视域出发，才能在真实的地缘处境中理解中共是在一切事务（包括社会和政治）中，不仅以主观强烈的角度，运用意识形态来看待世界，甚至也以意识形态的诱导和玩弄在全球状况中进行控制、分化及挑起冲突，这就是所有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是将人道扔进地狱、并眼睁睁看着民众被痛苦折磨而哈哈大笑的悲惨景象。而之所以来自西方的视野并未在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以确切的眼光对中国实施制裁，是在于所有试图传达真相和破除障碍的通道都被中共破坏而难以奏效（必须承认中共对民运的渗透是整体的）。反之，在极权的恐怖真相被掩盖之后，中共通过不断制造多种不同的假象，以及通过其政治诡计的两面手法，使得政治对话不再具有任何时代价值（会谈时讲和平发展，会谈后却接连实施暴力），就像班农并不会真正了解在大陆甚至香港，根本就不存在极端民族主义一样，因为这一切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是迫使世界被假象迷惑而走向歧途的真正原因之一。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并且，严重地干扰了全球化时代对于有效信息的检验。如同发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的“手撕海报”风波一样，是将爱国主义与制止分裂变成一剂政治正确的强心剂，之后，中共将制造另一种看上去非常真实的假象，以迫使人权和民主在极权面前丧失尊严。
李明哲颠覆案与林容基案的手法，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李明哲事件中，则以更为暴力的手段暴露了中共对台湾进行控制和逼迫的野心，是绕过台湾作为独立地区的事实，而将台湾纳入中共版图的邪恶体现。也就是虽然在社会领域内，确认台湾暂时是共产意识形态之外的属地，但中共将会运用一切手段，对台湾进行统战。因此，李明哲所做的一切（哪怕他不从事NGO工作）都会被中共蓄意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其目的，不外乎诱迫台湾在中共的主导下逐渐丧失独立性，并使全球化的民主转型轨迹变更为缺损、停顿和陷入泥潭。这就是李明哲案和所有在大陆本土的被产生的颠覆案的区别所在，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亚洲事务与世界秩序之间紧张关系的实际体现，并且在世界纵深的格局中，表明了中共将继续运用其“统一战线”的内战思维，以在分化民主力量的同时，扩大其入侵的领域，遏制民主运动在香港、台湾及大陆的集合性行动。
“危险的习近平”
尽管“所有的选项都摆在了桌面上”，但是对于亚洲事务的本质而言，真正的危机并不是金正恩政权，而是从更为缜密的视线中，看到并指出是“危险的习近平”，包括那些“危险的习近平的狂热追随者”，这就是对于当代现实而言的，在如何抵达真相时要面对的首要选项，是所有足以引起新一轮世界性战争的根本线索。当今世界所有引起灾难和社会动荡的来源都和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毒品、人权迫害、反人道的活摘器官、极端恐怖组织的暴力袭击、贩卖人口、操控联合国、用金钱干扰国外选举……等等这一切足以影响大半个世界的恶劣行径。在大陆，每年有多达数百人被中共判定为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轮番逼迫社会及民主人士在电视台上演忏悔大戏，以经济利益绑架世界各国参与回避逆时代及反人道的侵犯人权危机，这所有的一切，能够指出的，绝不会是“金正恩发射了氢弹、导弹，因此他是危险的”，而是“金正恩尽管未必把中共当成朋友，但是，他的氢弹和导弹是怎么造出来的”，这就是面对亚洲事务的真实角度，是对隐藏在黑暗中的中共和习近平的最佳剥离。
当社会潮流进入到利益层次而无法对人权保障提出新的观念时，全球化就会成为一种被阻断的形态，并以处于分化的方式打乱政治本身作为权益及价值的节奏。这也是所有导致对中共绥靖的开始。因此，极权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并将会以某种看上去很具体、真实的陷阱，被中共拖入到世界整体的泥潭中。在这一点上，目前再次被中共“失踪”的人权律师高智晟曾表明了他的看法，是在于，因为中共“丧失了人类的情感”，因此，“中共的末日”就会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必然。如同在这一点上，中共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向高智晟了解为什么中共一定会灭亡一样。答案是明确的。换句话说，亚洲事务的政治前提必然要以人权为价值的社会体系，并且也必然要以遵循作为人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为依据。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观念，才有面对亚洲事务的政治可能。而班农的诚实则在大陆之外验证了这种可见的未来，他指出：“是中国（共）向美国开战，而不是我们（美国）。”但仍需要澄清的是，是“中共”，而非“中国”。
世界一体的反映：判刑三万五千年
亚洲民主运动并非是建立在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域内，亦不具有任何地理及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亚洲事务在事实上并没有包含进所有的选项中。而大陆形态是一种以历史性的反社会化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也就是政治主导社会并使政治吞噬社会。所谓超越政治，如果仅仅是从“去政治化”这个角度阐述，则显然不够诚恳，甚至缺乏必要的价值。而民主运动必然会被中共包裹在政治内政中并赋予其极端重要的打压位置。讲一句话、表达一点看法，或提出一些建议……等等诸如此类“温和”的举动都会被中共看作“极为激烈”的颠覆其伪造政权的迹象。由此状况出发，对现代民主所要达成的转型而言，则意味着不是要超越政治化，而是要抵抗政治化。抵抗就是要确认政治大于社会是造成一切不公的根源，更是特权得以继续维持的前提。而这种转变，并非发生在手撕海报风波中，而是通过另一个大陆青年，得到了具体、准确且真实的体现，在“非新闻”案二审中，卢昱宇在作最后陈述时坦言，中共应判他三万五千年，因为由“非新闻”整理并发布的社会抵抗事件达七万多起，而非仅八条信息。并且，卢昱宇当庭拒绝认罪。
诚然，“判刑三万五千年”不会对中共形成任何一类情感上的震动，但足以提炼出大陆民主运动在事实的当代进程中，所展示出的抵抗政治社会的民众动力，意味着被指控的角色产生了移位，并在社会层级的领域内，将一切“颠覆案”聚集成中共自身的反人类罪行。因为，毫无疑问的是，长期以来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大陆作为华夏族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家园的颠覆与分裂。而民主运动，尤其是大陆民间抵抗中共极权的斗争，就是对大陆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予以保护和完善的直接行动。是中共迫使香港地区在21世纪远离大陆，也是中共迫使台湾、西藏、新疆成为大陆之外的区域。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1930年的德国”是不恰当的描述，或者说还不够明确，因为中共的罪行首先是内战和分裂，而民主运动不仅要以追求制度的政治转型为其生成的动力，更是以促成民主的完整性为其社会的意愿。“非新闻”所整理的以万为计量单位的社会性反抗运动，就是对维护家园与社会完整体系在遭受到中共迫害进而在现实领域内进行反抗的最好证明，并以正向验证的方式，体现了民主和社会之间可见的全新维度。
在亚洲，在东方大陆，中共以伪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掩盖其统治的毒性，如同金氏政权伪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这种政治的欺骗性关系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冒犯、奴役和压迫，更是全球世界中关于灾难的直接描述。而中共正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面，是极端恐怖组织入侵人类肌体，以冷酷意识形态篡改人类历史的写照。正因为具有着这种勘破邪恶本性的洞察力，卢昱宇才 会以平凡之躯，要求判刑三万五千年并拒绝认罪。这同时也明确了大陆一切民主运动所要映照的观念与立场，是将政治社会扭转为真实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多向切入， 以不仅改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包含了对现代民主是体现社会民众及民权涵义的确认。也即，亚洲危机绝不是一种孤立形态的反映，更不是特别的 需要被刻意放大或回避的地区。亚洲是世界一体的反映，并与世界整体不可分割。尽管亚洲大陆的人权及民主制度处于被中共压制之中，但是大陆民主运动有愿望也 有足够的动力，参与进由大陆民众所主导的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转型道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