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2017年9月29日讯）自1989年六四以来，中国的政治棋局一直处于僵持局面中。一方面，中共专制顽固派极力企图实现封建式的党权贵体制，但却推行不下去。习近平上台后，大有借“反贪腐”而强力推行权贵独裁体制的动向。另一方面，尽管在最广大的民众中，了解人权和民主政治的人越来越普遍，但随着中共改革派失势和体制外民主运动低落，普通民众追求新政的热情也大幅减弱。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出现了郭文贵爆料事件。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
僵局
僵局表现在由郭文贵爆料事件引起的矛盾现象。郭文贵是一个来自无政治背景的贫苦底层家庭，又是一个在中国 “改革”中获益的传奇千亿富翁，既得利益者；同时，他也卷入过中共情治系统和权贵的肮脏活动和纠葛，极了解中共统治的以权谋私内幕和黑暗盗国本质。在中共残酷的权斗中，他逃出虎口，一面大爆官场现行记，如孙猴子大闹天宫；一面又仍对中共最专制的领导人和中共封建体制抱有幻想，希望习近平会改变中共独裁。表面看，他的逻辑矛盾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他的表现则代表了现在许许多多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政治僵局无可奈何的选择，深刻地反映了目前中国政治僵局的深层问题。
按理说，求改变世道的郭文贵已身在美国，以他要求的司法独立、媒体独立诉求，他应该找个民运组织一起干，但他却没有。不是他没有动过这方面的主意，而是他在接触了民运人士后，觉得现在的“民运”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他看到了国内和海外民主运动的一个现实：海外民运虽集中了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和新思想，但也染上了华而不实之疾病。除了各自为大，互不买账，缺乏民主规范和规则素质，使“民运”29年建不成系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民主运动精英”们的实践能力很差，基本没有战略策划能力，基本不懂策略和谋略。由于不懂战略和策略，民主运动中的秀才们经常为原则和策略闹分裂。虽然“精英”不少，理念和原则不错，论战笔战以一当十，但一大半都是理论流于理论，与实际行动规划没有联系。最不堪的在组织建设方面，搞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组织。实践再次证明，从来就没有一个变革组织仅靠原则和嘴巴就可以建立领导核心。
郭文贵和许多从国内出来的政治变革者到了海外欲加入“民运”，但一段时间后，都对“民运”内部各自为王的状态大失所望。没有能力当然就产生不出领袖，没有核心和领袖，民运便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民运发展不起组织，无法协调内部思想分歧和规划执行行动，解决不了经济来源（不是生活和会议费），便自然只能长期纸上谈兵。再看本次政治变革面对的对手，中共专制派是一个控制着中国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残酷而老道的集团。双方之弱强不言自明，不是同一等级的对手。这就必然地加剧了郭文贵们和国内普通民众对现在民运的能力持不信任态度。一个看不到出路的僵局使中国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港台）陷入一种逼入梁山前的困惑。因为不知出路何在，好汉应运而生，由不得时势让强人郭文贵自树大旗。是现实把郭文贵之类的反抗者推上了独立抗争的好汉之路。
好汉郭文贵现象是杨佳现象的另一种表现。“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一介好汉挑战一群头戴乌纱帽的“国家党官”和窃国集团，其气概顶天立地，可歌可泣。郭文贵爆出的权贵丑行和罪恶比之杨佳的杀伤力，那就是手榴弹与轰炸机空投炸弹（还不是核弹）。
简要地看，这个政治僵局的基本盘面是：其一，除了权贵阶层，求改革的底层民众和数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包括普通干部），以致企业主和资本阶层寻求民主宪政政治和司法独立的内在愿望空前强烈；同时，绝大部分人——不仅在资产阶层，而且中产阶层和稍有“财产”的贫困阶层又担心现状平衡被破坏，环境陷入动荡。人们既希望改变中共独裁统治体制，又不愿意出现动荡的“变革”。其二，社会基础层民智和民主意识已开，但却没有“领头羊”。中共权贵既得利益统治小集团把民主政治领导者都从政治上消灭了（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从生理上谋害了（刘晓波、彭明、王炳章等）。其三，中国政治中仍然存在一个庞大而愚昧的基础群体，俗称“五毛”。这股势力在中共的金钱利诱和权力逼迫下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保守作用。这个群体中的人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年幼少知的愤青；二是被迷惑、不辨大局的狭隘意识固守者（人称“小脚侦缉队”）；三是主动钻营的政治投机者；四是中产阶级中的小既得利益维护者。这个基本盘再次表现了中国几千年旧文化对独裁封建权力体制的支撑作用。然而，比起“文革”时的党封建和社会的愚昧程度来，此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一盘僵局无解出，万般怨愤难为新。郭文贵们的反抗能破解僵持的政治困局吗？郭文贵爆料或许能使中共威信涂地，使中共领导层“翻新”，可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强大”的专制体制基础上，期望由一个惯于专权的权贵小集团和领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那是拜错了菩萨，看走了眼。
习近平当政五年，不仅在政治上证明了中共权贵没有民权民主公法意识；而且在执政能力上显示出他们没有真才实学。为维护自己个人独裁和党专制，他们以各种方式打压各种人，从官僚到上访老百姓，从枉法者到维权律师，从封言路到封网络，从军队到党内，从西藏、新疆人到香港、台湾……，几乎所有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都尝到了习近平统治的苦头，习统治才几年便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他的政治低能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他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队国家化、司法国家化诸方面的能力之差就更不用说了，乏善可陈（尽管中宣部可以卖力地鼓吹“成就”）。人们本来以为习近平经过愚蠢的“文革”，又从父辈的政治生涯中懂得了毛政治的腐朽，至少应该脱离了“封建”二字；却没料到自以为聪明的中共权贵却选了一个短知短能而无畏的“刘阿斗”。他要建一个比封建帝王还专制，比斯大林还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梦中国”。现在中国精英层——知识界、政军中上层、工商界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对习近平和他的小集团到底有多大能耐已经心知肚明。中共专制派和权贵小集团深陷专制死局，与前苏共戈尔巴乔夫和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已不可相比。进一步说，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说明，中共的死局是制度性的，习近平五年的作为证明，他不是改革中共党专制的领导者，亦没有能力实现独裁，挽回不了党专制败局。这一点就连习集团内要员都看得很明白。下一步，习家军的瓦解将是中国变局的看点和新标志。
破局
不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怎么想，中国社会的启蒙程度一直在发展，社会基础无法阻挡地在改变。民主宪政法治的社会诉求力量越来越大，所以，僵局一定会破。没有“六四”，会有四六运动；没有刘晓波、彭明，会有张晓波；没有郭文贵现象，会有张文贵现象。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呼唤造英雄。
是的，破局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大批觉悟的民众；另一个是“英雄”。换句话，不管僵局如何破，“英雄”——领导社会大众的那个核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旧时代，所谓“英雄”就可以是陈胜、吴广和斯巴达克斯；在民主宪政变革中，“英雄”必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个人英雄只能建立新王朝。
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反对中共的反对党？有，也没有。形式上有不少，但真正能被中国广大民众认可的，可凝聚变革人群之心的政党，没有。否则就不会有好汉郭文贵现象。至于为什么现在的反对党均不成气候，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了，相信各组织会自己检讨和反思。这里笔者只想指出构成破局“英雄”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或者说，政治破局三招。
第一，向郭文贵学习，组建以有实际有效行动力，能策划动摇专制统治集团统治，震动社会的实际行动为标志的政党。目的是在实际行动中树立领导民主运动的旗帜，形成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理论上的启蒙宣传与实际求民主宪政行动的结合是新民主政党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发展的基础。只有理论宣传，而无实际行动，或行动不具有社会震动力的民主组织，最终会统一到那些行动能力出色的“英雄”门下。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规律。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个人的社会博弈作用力需要集合成有理论智慧的群体能力，才可能持久。个人可以造成社会激荡，撕裂统治集团矛盾，但改变政治格局是不可能的。改变政治僵局必需有新政治、新政党崛起。因为，如果没有后续演绎，好汉最终可能成为流传千古的故事，或沦为多种历史悲剧——被镇压的，被招安的，误入歧途的，而不能终结封建独裁体制，创造中国的新历史。
第二，民主势力的政治联合。不是体制外民主组织的联合，而是所有民主势力（包括体制内民主宪政力量）的联合。当下，重要的是体制外民主组织与体制内（中共内部）一切愿意进行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的力量联合。体制外“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就是民主宪政代表，把中共体制内所有力量都视为专制力量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我孤立行为。中共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力量，不止是最初形成中共的来源之一；而且在六四运动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看的很明白。现在民主运动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之前也是中共体制内脱离出来的。1989年六四屠杀和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意图失败，一方面证明了中共统治权力被体制内专制利益集团把持，民主宪政势力被压制；另一方面也证明体制内追求民主宪政力量依然存在。否则，后续专制政客们为什么都不敢，也无能触动赵紫阳和“六四”这两个敏感点。
第三，作为谋求国家政治的组织和政党，要确定自己的未来政策和方针原则，并向民众公布。以让广大民众选择。《零八宪章》之类的纲领，不光在理论上不够透彻，而且，对具体推动本轮民主宪政运动远不够有力。现在参与和投入民主宪政活动的人主要是被专制体制直接侵害和在理论上完全觉悟的先行者。但在实践中，更多已经明白民主宪政要义的人并没有投入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反对党在成功后的具体政策不清楚。相当数量的人担心走了张屠夫，来个王屠夫；或许王屠夫的“民主”对自己的侵害还大于张屠夫。更有不理解民主运动的人在担心，民主政治会造成社会动荡，内部矛盾冲突大爆发，政府无能，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所有人的疑惑都需要有具体答复。那么，能成为反对力量领导者的政党就要给出具体的政策解答，使国人知道民主宪政后，新制度与自己的关系；以便每个人在抛弃一党专制，还是维持党独裁是非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民主宪政组织要清晰、明确地阐述，对各方面人和事业的主要政策和方针。如，：
变革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政策；
国土保全政策；
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
政党和社会组织政策；
意识形态开放政策，网络政策；
经济发展和利益平衡政策；
企业政策（所有权）和失业人员政策；
土地和农民政策；
财税征收、使用的透明化和公正措施；
公职人员和政府组织政策；
军队国家化；警察国家化；
对现有军人、干部、中共党员政策；
对前贪腐官员的政策；
民族和地域政策；
和平统一政策和外交关系（归属世界民主阵营）；
退休和保障政策；
教育发展和科研发展政策；
医护政策；
环境改良和保护政策。
上述三策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三项措施，还要加上民主宪政组织的经济能力和应对武装事变的准备。
是中国的民主宪政新政党再次兴起的时候了。一个拥有最大多数中国民众人心的民主宪政党，是打破中共专制统治之局，引领中国新国运的关键。
2017年9月29日
僵局
僵局表现在由郭文贵爆料事件引起的矛盾现象。郭文贵是一个来自无政治背景的贫苦底层家庭，又是一个在中国 “改革”中获益的传奇千亿富翁，既得利益者；同时，他也卷入过中共情治系统和权贵的肮脏活动和纠葛，极了解中共统治的以权谋私内幕和黑暗盗国本质。在中共残酷的权斗中，他逃出虎口，一面大爆官场现行记，如孙猴子大闹天宫；一面又仍对中共最专制的领导人和中共封建体制抱有幻想，希望习近平会改变中共独裁。表面看，他的逻辑矛盾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他的表现则代表了现在许许多多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政治僵局无可奈何的选择，深刻地反映了目前中国政治僵局的深层问题。
按理说，求改变世道的郭文贵已身在美国，以他要求的司法独立、媒体独立诉求，他应该找个民运组织一起干，但他却没有。不是他没有动过这方面的主意，而是他在接触了民运人士后，觉得现在的“民运”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他看到了国内和海外民主运动的一个现实：海外民运虽集中了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和新思想，但也染上了华而不实之疾病。除了各自为大，互不买账，缺乏民主规范和规则素质，使“民运”29年建不成系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民主运动精英”们的实践能力很差，基本没有战略策划能力，基本不懂策略和谋略。由于不懂战略和策略，民主运动中的秀才们经常为原则和策略闹分裂。虽然“精英”不少，理念和原则不错，论战笔战以一当十，但一大半都是理论流于理论，与实际行动规划没有联系。最不堪的在组织建设方面，搞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组织。实践再次证明，从来就没有一个变革组织仅靠原则和嘴巴就可以建立领导核心。
郭文贵和许多从国内出来的政治变革者到了海外欲加入“民运”，但一段时间后，都对“民运”内部各自为王的状态大失所望。没有能力当然就产生不出领袖，没有核心和领袖，民运便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民运发展不起组织，无法协调内部思想分歧和规划执行行动，解决不了经济来源（不是生活和会议费），便自然只能长期纸上谈兵。再看本次政治变革面对的对手，中共专制派是一个控制着中国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残酷而老道的集团。双方之弱强不言自明，不是同一等级的对手。这就必然地加剧了郭文贵们和国内普通民众对现在民运的能力持不信任态度。一个看不到出路的僵局使中国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港台）陷入一种逼入梁山前的困惑。因为不知出路何在，好汉应运而生，由不得时势让强人郭文贵自树大旗。是现实把郭文贵之类的反抗者推上了独立抗争的好汉之路。
好汉郭文贵现象是杨佳现象的另一种表现。“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一介好汉挑战一群头戴乌纱帽的“国家党官”和窃国集团，其气概顶天立地，可歌可泣。郭文贵爆出的权贵丑行和罪恶比之杨佳的杀伤力，那就是手榴弹与轰炸机空投炸弹（还不是核弹）。
简要地看，这个政治僵局的基本盘面是：其一，除了权贵阶层，求改革的底层民众和数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包括普通干部），以致企业主和资本阶层寻求民主宪政政治和司法独立的内在愿望空前强烈；同时，绝大部分人——不仅在资产阶层，而且中产阶层和稍有“财产”的贫困阶层又担心现状平衡被破坏，环境陷入动荡。人们既希望改变中共独裁统治体制，又不愿意出现动荡的“变革”。其二，社会基础层民智和民主意识已开，但却没有“领头羊”。中共权贵既得利益统治小集团把民主政治领导者都从政治上消灭了（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从生理上谋害了（刘晓波、彭明、王炳章等）。其三，中国政治中仍然存在一个庞大而愚昧的基础群体，俗称“五毛”。这股势力在中共的金钱利诱和权力逼迫下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保守作用。这个群体中的人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年幼少知的愤青；二是被迷惑、不辨大局的狭隘意识固守者（人称“小脚侦缉队”）；三是主动钻营的政治投机者；四是中产阶级中的小既得利益维护者。这个基本盘再次表现了中国几千年旧文化对独裁封建权力体制的支撑作用。然而，比起“文革”时的党封建和社会的愚昧程度来，此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一盘僵局无解出，万般怨愤难为新。郭文贵们的反抗能破解僵持的政治困局吗？郭文贵爆料或许能使中共威信涂地，使中共领导层“翻新”，可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强大”的专制体制基础上，期望由一个惯于专权的权贵小集团和领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那是拜错了菩萨，看走了眼。
习近平当政五年，不仅在政治上证明了中共权贵没有民权民主公法意识；而且在执政能力上显示出他们没有真才实学。为维护自己个人独裁和党专制，他们以各种方式打压各种人，从官僚到上访老百姓，从枉法者到维权律师，从封言路到封网络，从军队到党内，从西藏、新疆人到香港、台湾……，几乎所有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都尝到了习近平统治的苦头，习统治才几年便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他的政治低能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他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队国家化、司法国家化诸方面的能力之差就更不用说了，乏善可陈（尽管中宣部可以卖力地鼓吹“成就”）。人们本来以为习近平经过愚蠢的“文革”，又从父辈的政治生涯中懂得了毛政治的腐朽，至少应该脱离了“封建”二字；却没料到自以为聪明的中共权贵却选了一个短知短能而无畏的“刘阿斗”。他要建一个比封建帝王还专制，比斯大林还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梦中国”。现在中国精英层——知识界、政军中上层、工商界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对习近平和他的小集团到底有多大能耐已经心知肚明。中共专制派和权贵小集团深陷专制死局，与前苏共戈尔巴乔夫和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已不可相比。进一步说，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说明，中共的死局是制度性的，习近平五年的作为证明，他不是改革中共党专制的领导者，亦没有能力实现独裁，挽回不了党专制败局。这一点就连习集团内要员都看得很明白。下一步，习家军的瓦解将是中国变局的看点和新标志。
破局
不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怎么想，中国社会的启蒙程度一直在发展，社会基础无法阻挡地在改变。民主宪政法治的社会诉求力量越来越大，所以，僵局一定会破。没有“六四”，会有四六运动；没有刘晓波、彭明，会有张晓波；没有郭文贵现象，会有张文贵现象。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呼唤造英雄。
是的，破局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大批觉悟的民众；另一个是“英雄”。换句话，不管僵局如何破，“英雄”——领导社会大众的那个核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旧时代，所谓“英雄”就可以是陈胜、吴广和斯巴达克斯；在民主宪政变革中，“英雄”必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个人英雄只能建立新王朝。
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反对中共的反对党？有，也没有。形式上有不少，但真正能被中国广大民众认可的，可凝聚变革人群之心的政党，没有。否则就不会有好汉郭文贵现象。至于为什么现在的反对党均不成气候，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了，相信各组织会自己检讨和反思。这里笔者只想指出构成破局“英雄”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或者说，政治破局三招。
第一，向郭文贵学习，组建以有实际有效行动力，能策划动摇专制统治集团统治，震动社会的实际行动为标志的政党。目的是在实际行动中树立领导民主运动的旗帜，形成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理论上的启蒙宣传与实际求民主宪政行动的结合是新民主政党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发展的基础。只有理论宣传，而无实际行动，或行动不具有社会震动力的民主组织，最终会统一到那些行动能力出色的“英雄”门下。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规律。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个人的社会博弈作用力需要集合成有理论智慧的群体能力，才可能持久。个人可以造成社会激荡，撕裂统治集团矛盾，但改变政治格局是不可能的。改变政治僵局必需有新政治、新政党崛起。因为，如果没有后续演绎，好汉最终可能成为流传千古的故事，或沦为多种历史悲剧——被镇压的，被招安的，误入歧途的，而不能终结封建独裁体制，创造中国的新历史。
第二，民主势力的政治联合。不是体制外民主组织的联合，而是所有民主势力（包括体制内民主宪政力量）的联合。当下，重要的是体制外民主组织与体制内（中共内部）一切愿意进行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的力量联合。体制外“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就是民主宪政代表，把中共体制内所有力量都视为专制力量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我孤立行为。中共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力量，不止是最初形成中共的来源之一；而且在六四运动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看的很明白。现在民主运动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之前也是中共体制内脱离出来的。1989年六四屠杀和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意图失败，一方面证明了中共统治权力被体制内专制利益集团把持，民主宪政势力被压制；另一方面也证明体制内追求民主宪政力量依然存在。否则，后续专制政客们为什么都不敢，也无能触动赵紫阳和“六四”这两个敏感点。
第三，作为谋求国家政治的组织和政党，要确定自己的未来政策和方针原则，并向民众公布。以让广大民众选择。《零八宪章》之类的纲领，不光在理论上不够透彻，而且，对具体推动本轮民主宪政运动远不够有力。现在参与和投入民主宪政活动的人主要是被专制体制直接侵害和在理论上完全觉悟的先行者。但在实践中，更多已经明白民主宪政要义的人并没有投入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反对党在成功后的具体政策不清楚。相当数量的人担心走了张屠夫，来个王屠夫；或许王屠夫的“民主”对自己的侵害还大于张屠夫。更有不理解民主运动的人在担心，民主政治会造成社会动荡，内部矛盾冲突大爆发，政府无能，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所有人的疑惑都需要有具体答复。那么，能成为反对力量领导者的政党就要给出具体的政策解答，使国人知道民主宪政后，新制度与自己的关系；以便每个人在抛弃一党专制，还是维持党独裁是非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民主宪政组织要清晰、明确地阐述，对各方面人和事业的主要政策和方针。如，：
变革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政策；
国土保全政策；
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
政党和社会组织政策；
意识形态开放政策，网络政策；
经济发展和利益平衡政策；
企业政策（所有权）和失业人员政策；
土地和农民政策；
财税征收、使用的透明化和公正措施；
公职人员和政府组织政策；
军队国家化；警察国家化；
对现有军人、干部、中共党员政策；
对前贪腐官员的政策；
民族和地域政策；
和平统一政策和外交关系（归属世界民主阵营）；
退休和保障政策；
教育发展和科研发展政策；
医护政策；
环境改良和保护政策。
上述三策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三项措施，还要加上民主宪政组织的经济能力和应对武装事变的准备。
是中国的民主宪政新政党再次兴起的时候了。一个拥有最大多数中国民众人心的民主宪政党，是打破中共专制统治之局，引领中国新国运的关键。
2017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