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九大”还是“十九大”？——十九大系列观察之四

1969年的九大，是在外界毫无觉察的情形下召开的，两千名党代表从地下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打倒刘少奇等一干党内官僚（走资派）和军内大佬后的总结大会，也是1958年的”八大”之后的第11年才召开的。人民要到会后一个月才能从电影的新闻简报中看到大会景象，他们看到的是会场上，代表们以天安门红卫兵觐见毛泽东的狂热，挥舞着红宝书，迎接毛泽东的进场。而毛在主席台上旁若无人般随意的自问自答，点名林彪为他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成为那次大会的永久影像。

而今年的”十九大”，从会前气氛到会议主题，简直就是九大的翻版。暑期的北戴河会议至今，几乎没有流出任何消息，高层与会者、知情者均缄口不言，坊间只能从习近平”7.26重要讲话”中揣测大会基调，这和往届大会气氛迥然不同，却更像”九大”的秘而不宣，一股以神秘主义塑造个人崇拜的气息环绕着本次大会的前夜。

本地所剩无几的观察家们能做的，是从中共中央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新闻中推测，写进习近平思想或者恢复党主席制，或许是本次大会修改党章的攻防焦点。这和九大的议程相近，都是在激烈的斗争结束后如何总结、巩固权力，寻找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重启新政治议程。

我们知道，1969年的九大，既宣告了文革高潮的结束，也试图重新汇聚党内支持开启新的政治路线。在这次大会前一个月，刚刚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中国面临随时遭到苏联核打击的威胁。而会后半年的十月，钦定接班人林彪发布了”一号令”，展开全国战备动员，以进入临战状态结束了”小文革”，也开启了对美缓和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九大堪称红色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毛主义晚期路线的开始，朝向一个对美缓和、对内以极权主义国家建设代替不断革命的内部运动。

十九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自然远远好过1969年，虽然朝鲜核危机随时可能颠覆中国的地区安全体制，但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右翼联盟”还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克服朝鲜问题、贸易战等麻烦，所以内部权力巩固才是”十九大”的焦点。

技术上，中共在过去五年已经在加速进行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试图以国民党模式改造共产党，在最近一年终于形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核心”的舆论导向。例如，以”四个全面”改造执政，以”四个意识”来树立领袖权威，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来充实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发动类似国民党1935年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来进行党外动员，以要求全民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的方式进行”教化”。

而政治上，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和政治斗争亟需制度化的总结。例如，以修宪方式将”监察委员会”合法化，但是谁也不知”监察委员会入宪”的同时是否会暗度陈仓，塞进强化或延长国家主席权力或任期的条款。更实质性的，大会面临如何为林林总总的”领导小组”所集中的个人权力综合体设计一个适当机制或头衔，渐进地或者一次性地在个人集权和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制之间寻找解决方案。

毕竟，孙政才的落马，其所加罪名超过了此前薄、周、令、徐集团所有个人罪名的总和，尤以”毫无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定性，堪与”九大”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政治结论相媲美。如果把孙视为江、胡时期技术官僚们的自我指定接班人的话，孙的如此境遇便意味着过去五年反腐运动的最终指向所在–技术官僚集团控制的利益集团政治及其制度根源－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制的岌岌可危，以及孙所代表的江、胡时期形成的各种不成文规矩，包括政治局常委年龄刚性的”七上八下”和总书记人选的隔代指定与连任两届限制等。

意味着，”十九大”上围绕过去五年反腐运动和政党转型的权力巩固，超越了坊间热议的常委数量和人选问题，更超越了谁留任、谁入局的政治猜谜，而是关乎所谓加强”核心”权力的顶层设计。此前的军改，不仅针对徐才厚等人，更为解决军职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执掌军权的问题，而不惜打乱整个四总部、军种、大军区体制和取消重组所有野战军番号，重建一个对军委主席个人负责的军委机关和中国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体制，力度堪比1950年1月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开启的整党和整军运动。而在今年二战胜利日前夕举行的朱日和阅兵其政治意义，展示军改成果–建立军队对领袖的个人效忠，显然超过了任何单纯的军事意义。

那么，外界也有足够理由相信，对十九大的两千多代表，两股战战的进京参会，他们在会场的选项也许并不多，除了增减表达效忠的热烈程度，就是被迫在恢复党主席和”习思想”入党章之间选择其一，后者显然较为容易接受，也能将马上废除政治局常委、恢复党主席的决议拖延到未来。这或许也是习近平信心满满、不仅较往年提早召开党大会，而且准备在会后的11月以新的的政治身份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来、”夯实”未来五十年中美关系框架的政治算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