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议中共干预（网络图片）
香港回归中共政权的二十年，也是我写作的二十年。我第一篇关于中共在港地下党的文章于1997年2 月在《开放杂志》刊出。
经过二十年对香港政情的分析和思考，特别是对梁振英五年管治的深入观察，笔者现在可以明确无误地相信，中共早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己经在党内订定要把香港改造成可以为党所控，为党所用的伪资本主义特区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取得香港的全面统治权。中共有三大法宝：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二十年来，运用建党和统战这两大法宝（军队则作备用），中共己经成功地加速推进改造香港的目标，尤以近五年更见成效。这一切都是通过中共在港地下党的作用而完成的。
中共不是要把香港变成中国城市如上海，广州，而是像澳门，可以让赌业存在发展，容许有反对派和议会以及假民主选举制度的伪资本主义城市。一个仍然竖起「一国两制」招牌，暗地里却由中共全面管治，以中共的利益为先，特区政府完全驯服于中共的党控的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中共的理想目标。
为了说明这个结论，需要认识中共的特质和行为模式。
首先，请看辛子陵在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中所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 月14 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但是，同一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后，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 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麽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儍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笔者按：何清涟证实，毛泽东反宪讲话的1954年版本，她曾于文革时期流传的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上读过。）
据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可以认定，他为共产党确立了三层行为模式的范例，第一层是重现中共向有的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传统。公开有一套，党内另有一套。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另一层是公开的说法都是为了争取民心，国际认同，也是为了将来实现革命目标製造条件。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需要。再一层是视一切宪法，法律和条约为约束党领导的废物，示范了如何蔑视，如何自行随便演绎之的榜样。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说谎，并不是违诺，他们只是有做无赖的特质。
综上所述可知，当邓小平为了争取民心，为了实现未来将要改造香港的目标，公开地把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地保证「五十年不变」，令港人心花怒放，深信不疑，以为这就是中共的「承诺」，未来将会逐步民主化的时候，共产党内部早己认定基本法就是约束党的领导，而订定了的回归大计就是取消基本法，夺回党的领导权，製造一个以「一国两制」为招牌的伪资本主义香港。
其次，中共早有「革命阶段论」的说法（有别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放弃一次革命论，实行革命二阶段论的建国理论（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建党初期所订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是实现党最低纲领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了更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更有革命分上篇和下篇的说法。当共产党未取得全面政权，不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做或缺乏一些必备条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需要这麽一个阶段性，以便发展力量，创造机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是现实考虑。
1949年取得政权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是十五至二十年。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组织联合政府，似乎是真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于1953年，他便违反「承诺」，改口说「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时期，在二，三年时间内就推动了「一化三改」，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共产党不会把政策和策略当作原则问题，而是当作权宜之计，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群众的支持，实现终极目标。
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完全建基于为达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所需，「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是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一国两制」的提出正如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一样也是过渡期，地下党未成气候，不能担起重任，中共尚未有足够力量完全控制香港时，容忍「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明白这样的行为模式可以适用于对中共治港过程的研究。
香港回归二十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97年至2001年是潜伏，观望，摸索时期。基本上沿用五十年代共产党内部传达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对港政策。（后有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提法）。董建华上台需要委任叶国华为特首特别顾问以便辅助执政。
第二阶段由2002年至2005年是牛刀小试，初尝反抗时期。董建华在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催促下，公佈《实施基本法第23 条谘询》文件，开始向民主派发动首次进攻，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反抗。中共进攻失败，董建华辞职下台。
第三阶段由2006年至2012年7 月是表面韬光养晦，妥协让步，实质养精蓄锐，积极发展秘密力量时期。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的决定，是一种让步。2010年民主党首次接触中联办，与副主任李刚讨论政制改革，最终达成的区议会改良方案在立法会通过，是中共的妥协。2012年7 月反国民教育运动迫使梁振英搁置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也是再次妥协。
第四阶段由2012年8 月至2016年是全面强硬进攻，打击民主派，破坏核心价值的梁振英时期。2014年，因中共下达「一国两制白皮书」和831 决定，激起民众强列反抗，引发过百万市民参与的「雨伞运动」，警方施放催泪弹镇压，运动失败。其间政府派出林郑月娥与学生代表谈话。
全程二十年可见，中共要改造香港的目标从未停止。每次推进目标，遭到民主派人士坚决抵抗时就退让。中共四个阶段的进或退，全繫于民众的反抗程度，并非甚麽左或右路线所至。不过，改造香港目标至今未能完全得逞。
至于2017年，中共为了平息民愤不淮梁振英连任，却没有改变改造香港的目标，将会以另类手法继续打压，进迫民主派，令其就范。笔者就这几个月的观察认为，中共己在很多领域内发展了党员，党组和统战对像，包括在法律界，大学，警队，港府等等之内，基本上可以直接指挥主要部门机构。
中共正在初步尝试，正式由以中联办这个公开招牌掩护下的地下「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以地下方式在各条战线上实施全面管治香港一切事务，也就是香港工委书记，以中联办主任名义的掩护下成为香港的最高领导人。香港己经有一个「地下太上皇」了！共产党己经直接统治香港了！（笔者按：中共工委是县以上党委派出的地区党组织，接受派出他的党委领导，其领导成员由派出他的党委任命，工委书记是工委的主要负责人，与党委和党委书记的称谓有所不同。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表白，他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才是「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香港回归后，港澳工委分为香港工委和澳门工委。）
香港「太上皇」以中联办主任身份公开活动，发表演讲，不会以工委书记之名走上地面，将会躲在中联办内透过地下党，绕过林郑月娥这个特首，向目前己能掌控的各种部门机构直接发出指令。林郑不再是全面管治香港的特首，而是被指挥者之一。执行配合工委书记下达的关键政策，如蔡若莲的任命，「一地两检」的落实等是她的任务。我们再也看不到梁振英那样赤膞上阵发号施令，僭越工委书记职务，让明眼人抓到把柄的现象。难怪潘小涛说社会出现许多争议性事件，好像有双无形的手在背后煽风点火。共产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统治香港，民主派己经感受到威权统治的气息，会有使不上力的感觉，要尽快寻求新的斗争策略。
高王凌在文章《中国共产党为甚麽放弃新民主主义》中有一段对中共性格分析的文字。他说：「共产党的原型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党组织，其目标就是掌握政权，然后按照理想和方案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共产党这种革命组织本质上就是激进的，一旦出现某种机会，就会不遗馀力地推进革命，即使在条件不够之时。」
也许，这就是我们不应再存幻想的原因。
2017年10 月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