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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期间被民族主义狂热所惑的中国留学生丑态百出。
将国家旧痛用於现时政治需要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A‧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寻上去，便会想到一九八六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报导，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於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二○○八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中流刊载我与颜元叔的笔战
陈年旧事里，有一桩涉及到我，也不妨谈谈。一九九一年春，我从巴黎转来普林斯顿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读博士的丁学良寄给我一个复印件，并附言道：「这样的昏话，实在看不下去，你应驳他一驳。」那是刊登在台湾《海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颜元叔，事缘他读了何新的什么宏论，「老泪纵横」，「信不信，我为亚运一百八十三块金牌，也情不自禁地流泪——无他，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此人极为霸道，别人告诉他长江黄河污染严重，他竟破口大骂：「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丁学良看不下去的昏话，是颜氏说中国的科学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万万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杆，中国人才得解放！」诸如此类的昏话，不胜枚举。（隔了快二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别是背衬了目下中国两极分化、冤狱遍地、狼烟四起的图景，我都有点替对方脸红。）
读罢我便按奈不住挥就一文，作题「对苦难漠视的残忍――读颜元叔大作有感」，三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信报》刊出，我尚不知颜氏为何许人也，只知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过洋的，而留洋阶层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爱中华，乃是某种心理扭曲，原不必认真的，我也只是凭了一时的义愤，去驳斥那种近乎蛮横的歪理，因为受不了他们这般辱没死於中共专制的几千万人，他们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时节大陆里面黄金滚滚、跑马圈地之间，有些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生成，却是我们看不清楚的，并非只有基督教、法轮功，这个体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原来老旧而废弃的一套。
不久，我在普大东亚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里胡乱翻阅时，无意间发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期刊杂志中，竟也有那本极左的《中流》，以公开反对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而着称，其九一年六月号辟一专栏，名曰《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将颜文和《信报》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删节」地刊出，摆开一副约稿、摘登来信的大批判架势，乃是政治运动中党报必行的老套数，而六四屠杀后中共宣传机器对所谓「暴乱菁英」的大批判，沦落到一种嫁祸於人的境地，却是不主动别出心裁的，挑选我与颜元叔的笔仗大做文章，应属罕见。《中流》的编者按说，颜文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我们不断接到来自各方面的读者的来稿、来信，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战线的老前辈，也有来自最基层的普通读者」，前者指魏巍、吴冷西、程代熙等，后者则包括农民、中学生、教师、退休干部等等，不一而足，来稿来信皆一派文革大字报的谩骂风格，是丝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号），不知道这场「围剿」究竟持续了多久，却看到了晚近二十年里浪起掀舞的民族主义喧嚣之端倪。
有一种反人道的强国论
我对颜元叔等辈的驳斥，有两个重点，反过来成为他们批判我的重点，现分而述之。第一，针对颜氏大赞中国大陆老百姓「一辈子吃两辈子苦」乃是值得的「炼狱」，我举毛泽东五九年「赶英超美」导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予以驳斥，而魏巍等人对我的反驳，唯有彻底否认这场大饥荒而已，并斥为「反共传单上的下流语言」。今天，「大饥荒」真相在中国仍是禁区，但所幸我们今天也终於有了杨继绳和他的八十万字的悲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话：
「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四百五十倍。这个数字相当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一百五十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二百万人。中国一九六○年一年就饿死一千五百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三千六百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数字有时候比理论强大得多。颜元叔等人也许不知真相，但他们所秉持的一种「发展与国家强盛的反人道倾向」，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他们有的人从未在极权制度下生活过一天，却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极权意识。
中国环境污染也将「全球化」
另一个争论重点，是长江、黄河的泥沙化问题，颜氏所代表的可称为「掠夺型发展与经济增长观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的事实，无需我们在这里多费口舌了。因《枪、细菌和铁》一书获普立兹奖的Jared Diamond教授，二○○五年出版一部新着《大崩坏：人类社会如何选择败亡或成功》，其中专设第十二节「中国，蹒跚巨人」（China,Lurching Giant），他评说中国近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
「受惠於这些辉煌的事功，中国的环境危机演为最烈者，并持续崩坏之。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损、农田流失、沙漠化、沼泽消失、草原荒芜、和人为自然灾害之规模与频率增大，如物种侵入、无限制放牧、江河断流、盐硷化、土地侵蚀、垃圾堆积、水的污染和匮乏，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单子。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是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作支撑的，其发展才获得了秦晖所说的「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外，任凭公开瓜分，然后就是「圈地运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线；而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这便是中共宣传机器的特长，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於压制、化约个人权利的霸权位置，将经济增长置於剥夺一切（民族的资源、子孙后代）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或可类比於南美的「右翼专制」，此即「稳定压倒一切」的真谛。
准买办政权却用极左理论打手
最后还想说一点。《中流》及其已故主编魏巍之流，曾不遗余力地为三十年改革所需配套的民族主义鼓噪，似令人觉得自江泽民以来任凭外国资本「盘剥」的一个准西方「买办」政权，却长期使用着一只极左人员组成的意识形态队伍，这种杂交，真是蔚为大观；而像魏巍这类毛派份子、陈映真（中共专制的另一个吹鼓手）这类台湾的统派人物，还有可爱的颜元叔教授，他们都号称马克思主义信徒，却对晚近二十年中国的大不公平不置一辞，熟视无睹，还推波助澜，不免也是那个「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无工会、高消耗」发展模式的罪人；另则，这些文人以极左理论为极右的政治服务、以仇外心智为从西方引进资本、文化作粉饰、以偏狭愚昧的国家主义喂养毫无个人权利意识的民?，凡此种种，皆营造着某种人格分裂的精神氛围，而弥散於晚近中国二三十年，以至於无论中国与外界是否紧张，中国人作为个人，寻找自信和不易受伤害都很难，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