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后来我可以讲课了，但不让我教原来的专业课，说中文课思想性强，不能由我这样的人来讲；要搞专业，也只能写写讲义，由别人去讲。最后，让我到外语系去教写作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课与政治的关系不大。我早已是助教，早已讲过课，现在却还让我试讲，一切从头开始。

平时，我除了教课，不接触任何人，也不多说话。工作不挑不拣，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不愿教的课，我教；别人有事不能上课，我来代。我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与人争高低。有的人靠政治吃饭，我没这个条件，我只能靠业务，在业务上争取优势。我成天埋头业务，从来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倒是写了不少文章，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都得不到发表。

生活待遇上也仍然被歧视。摘帽后，只是把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改成了四十六元的工资，是助教的最低标准，比反右前我七十八元的工资整整降了四级。

《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明镜出版社）

右派摘掉了帽子，处境也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更是在劫难逃。虽说是‘死老虎’，还经常被呼来喝去，关‘牛棚’，作陪斗，受尽折磨，这就不必说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平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对右派分子进行改正。消息传来，当过右派的人奔走相告，但为什么不叫‘平反’，而是‘改正’，谁也说不清楚。听说就这‘改正’二字也来之不易，改正就改正吧，总比‘摘帽右派’强，总是要还我们以历史的本来面貌了。

当时，每个要求改正的右派都要写申请，我在写之前，先去拜访了一位党员老同学。他提醒我应该先到党总支去，看看反右时给我做的是什么结论，是哪种右：“极右‘、’右‘、还是’中右‘？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不愿多说，我感到其中有文章。

我这才想起当年人事处长通知我是右派时，没给我看结论，到底怎么定的右派，自己脑子里是一笔糊涂账。接着又想起‘文革’中的一件事来：

原党总支书记也被打倒了，和我们‘牛鬼蛇神’一起劳动，他见我整日低头不语，情绪消沉，就悄悄问我：“你的情绪怎么这么低？‘

‘还不是因为1957年的事！整了又整，没完没了……’我始终认为他平易近人，这会儿更敢向他说了。

‘其实，那时没把你划成右派分子——这事你可不许说出去，不然红卫兵饶不了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可当时我们都在受难，前途未卜，也顾不上多想他说的这个情况……

这一切，促使我一次次跑到总支办公室，要求看我反右时的结论。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同意。

一天晚上，我又去找那位老同学出主意了。他说：“你一定要看到结论，一定要把当时的情况搞清楚。他们给看当然好，不给看你也得看。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怕什么？‘

他说得对，我还怕什么呢？中央已有精神，本人可以看过去的结论，报纸上都登了；再说，那位总支书记‘文革’时跟我说的话，肯定是有根据的。

于是，我拿著有关报纸，再次去到总支办公室，要求看结论。他们仍然不同意，说‘研究了好几次，还是认为不给你看为好’，又问我：“你坚持要看材料，是不是有什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