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实际上，妻子早已受到了我的牵连。她和我在同一所大学教书，我出问题后，领导上就三番五次地找她谈话，要她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出来揭发我。她不知该揭发我什么，就说她界限不清，将她调离学校，到外地一所中学教书，还在档案里特别注明，只能教初中，不能教高中。她这个大学老师，就这样教了十多年初中，直到后来形势有所变化，才回到大学。
我原来的工资是七十八元，如今只给三十元生活费。可我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一家人又分为两处，妻子带一个孩子在外地，老母和两个孩子在北京，经济十分拮据，日子过得艰难极了。每月按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也买不起，只能吃玉米面；副食本上供应的很少一点副食也买不起，有时就让给别人去买。春节期间，炸点油饼就算过年了。瘦弱的老母亲常背着我偷偷流泪。
由于营养不足，我的小儿子患了软骨症，七个月了还挺不起身，一岁了还擡不起头。二女儿低血糖，曾晕倒在学校里。妻子在外地，交不起房租，不得不退掉房子，搬进集体宿舍。有时她回北京探亲，连回去的三块钱路费都成问题。
在政治上，孩子们更是受尽打击。他们要求入团，先要写个如何认识右派父亲的材料。他们胆怯自卑，不敢和同学们一起玩，小小年纪，心情非常压抑。
大女儿深知家庭处境不好，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表现突出。她被选为朝阳区小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分子；中学担任班长，插队时是领队。后来有人揭发她的爸爸是右派，这下全完了，职务统统被抹去，连民兵也没资格当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大学招考，许多人都回来准备考试，她仍不敢报名，不敢回来。生日那天，她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我的命怎么这样苦！‘
还有我的小弟弟，当年父亲让他离开家乡，跟着我上初中。我打成右派后，人们嘲笑他，欺负他，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文革’时，他再一次吓得犯了病，不久就死了。
想起这一切，我痛苦极了。只不过提了两条意见，我不但把自己毁了，也把一家人全毁了！
1959年，宣布给我摘掉右派帽子。人事处长对我说：“学校这次只给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就是你。‘说我改造得好，所以成了全校第一个摘帽的右派。他还要我当典型，向右派们介绍经验。我当即表态：”感谢党，感谢领导。’虽然受了委屈，一旦解决问题，心中还是充满感激，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态。
我以为摘了帽子就跟平常人一样了，谁知又成了‘摘帽右派’，仍然要受到歧视，仍然被打入‘另册’。
凡‘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就把我和当时还没有摘帽的右派集中在阶梯教室里，先是训话，然后一起看电影，反正不能回家。即便是春节，也不允许回家过年。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既然这样，还叫什么摘帽？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右派也都摘掉了帽子，可也都是摘和不摘差不多，还是根本抬不起头来。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总是首先被怀疑、被监控的对象。每周的生活会，也总是冲着我们这些右派来。
我总是低着头走路，不愿跟熟人见面；万一碰着了也是绕道而行，尽量回避。
有位摘帽右派教师，常年穿着一身灰衣服；走在路上，还用大衣领子蒙住头，就像契诃夫小说中的套中人一样。他买了个泥陶饭碗吃饭，竟被人说成是污蔑社会主义……在那个年代，老实做人，谨慎从事，也难以避免随时对你的打击。
摘帽后，还不让我教课，被派到门头沟山区去开梯田。山上风大，中午在山上啃干馒头，弄得口吐酸水。一年下来，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了。
不能下乡了，就让我在系里刻钢版，搞油印。有一天，印着印着，那台已经十分陈旧的油印机坏了。
‘你这是搞破坏！’领导斥责我说。
‘是油印机坏了，我赔钱。’
‘赔钱也不行。’
我已经表示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了，还是不行。有什么理可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