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按：王蒙在其自传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一位先生”即刘宾雁大加贬损，所暴露的只是自己的丑恶和卑劣。文学批评家李建军激于义愤，撰文剖析王蒙的灵魂并为刘宾雁辩诬，引起王蒙利益集团恼怒，却受到众多正义之士的赞赏和支持。公道自在人心，非虚语也。
在所有样式的传记里，自传也许是最不好写的。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一件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即克服自己内心的自恋情结和自大倾向。由于人生来就有一种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和赞赏的心理需要，所以，人们在写自传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天下诸美皆归之于己，将世间诸恶皆归之于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写成佛，把别人写成魔；等而下之者，则拿自传当做泄愤的工具，雪耻的利器。
然而，自传不是复仇的战场，不是抽打别人的鞭子，而是对自我冷静的审视和严格的解剖——它的刀锋总是指向自己，而不是别人。自传应该是一个人的忏悔录，而不是光荣史；应该写自己如何受惠于人，而不是写自己如何施恩于人；应该充满善念和感恩的心情，而不是充满恶意和报复的冲动。所以，在写自传的时候，作者应该是克制的，而不是任性的；应该是谦卑的，而不是傲慢的；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见证者，而不是审判者；应该像歌德写《诗与真》那样，将焦点集中在对“人与其时代的关系”的说明上，或者像普鲁塔克写《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和“值得铭记的事情”，而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得失荣辱，或者怀着睚眦之怨必报的狭隘心态，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沾沾自喜地卖弄自己的聪明，炫耀自己的才华，显示自己的“光明”，乃是自传写作最大的忌讳和误区，是一切成熟的自传作者都不屑为之的。
之所以一开始就如此这般地对自传写作发了一通俨乎其然的议论，是因为最近系统阅读了王蒙的三部自传，乃因失望而困惑，因困惑而思考，因思考而有了如是我云的看法。在我看来，自传也许有多种写法，但不应该像王蒙那样写。王蒙的自传写得太得意了，太随意了；太注重自己了，太漠视他人了。他立志把自己写成一个“吾心光明”的“正面形象”，却事与愿违地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矛盾而分裂的自我：自得而怨艾，自信而焦虑，慷慨而计较，清醒而糊涂，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者用《金瓶梅》里的一句俗话来说：隔五十里看见苍蝇拉屎，出门却叫大象绊了一跤。他在写“他者”的时候，似乎缺乏平常心和宽容态度。他对他人的态度和评价，往往以其与自己的利害关系作为衡量的尺度：对自己有恩的，即使他犯过大错、伤害过很多人，王蒙也“永远感激”；与自己有过节的，即使他深孚众望，即使他曾有文章惊海内，王蒙也要“深批猛揭”。在他的自传里，充满了作为“反面角色”和“对立面”的他者：有时是“一些无知小儿”，有时是“有些精英知识分子”，有时是“小贤弟们”，有时是“黑马”和“黑驹”，有时是“握手者”，有时是作为“左派”的“他们”，有时是作为老对手的“仁兄”、“您老”和底下加了一个“心”字的“他”。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的皮里阳秋的暗讽，他的刻薄促狭的明刺，他的冷语冰人的挖苦，都给人留下非常不快甚至非常恶劣的印象。
王蒙的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了，他写到自己“才华横溢”的时候踌躇满志，简直到了飘飘欲仙、忘乎所以的陶醉的境地：“你不可毁灭我。我即使渺小软弱，仍然富足、丰盈、旺盛、通灵、透亮。文学的火焰，知识与才华的火焰呼呼燃烧，瞬息万变，千姿百态。用一位好朋友的话来说，浑身带电，到处放着火花。”如此无遮无拦的自吹自擂，如此天花乱坠的自赞自诩，实在是足以让李白羞愧让曹植自卑的。他品评自己的作品，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用，然后顾盼自雄地自我欣赏。自家的文章好，别人的老婆好，一个人有这种歪曲的感觉，虽然显得可笑，却也不算十分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在道德和人格上同样自我欣赏，就令人有些替他难为情；如果这种自我美化是通过贬低别人来实现的，那就不仅令人脸红，简直要令人心寒了。遗憾的是，在王蒙的自传里，我们总会看到这种令人费解和失望的文字。例如，在《九命七羊》的第十三章，他就连篇累牍地用自己惯用的泛滥而夸饰的言语来贬抑别人、美化自己：“……我必须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开阔大度、高尚超拔、无咎无恙，永远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风格、性格、规格、品格。……我必须以我的快乐光明的样板形象来回答愤怒阴暗的您老。我必须用宽阔通达的样板世界来比衬您的鼠肚鸡肠。我必须用专心用功、源源不断的文学劳作来回应吾兄的笔枯文涩江郎才尽。……我必须用高明得多、善良得多、富有建设性得多、用功得多的劳作来回答您的念念有词、气急败坏、千篇一律、败坏胃口。”在王蒙的笔下，对这位我们不知其名姓的“吾兄”和“您老”以及众“小子们”的嘲弄几乎随处可见。即使在“为自己感动”的时候，王蒙也不忘夹枪带棒地戏弄一下对手：“而且有关我的处境，我的四面开花，八面来风，使吾兄的‘一条筋’的明枪暗箭显得太不够使。使信口雌黄的小子们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呵，吾兄，我的兄长，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吾兄为何要那样格格不入，那样气不打一处来，那样恶声恶气？历史是伟大的，吾兄也随着历史而伟大过，行了，该知足了，不可能将历史钉在那里使吾兄的伟大成为永远。……”
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吾心光明”，看不到“善良”，看不到“高尚”，看不到“建设性”，你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王蒙先生所批评的“愤怒阴暗”，是“鼠肚鸡肠”，是“败坏胃口”，是“气急败坏”。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泄对一位老对手和诸位小对手的怨愤，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尖酸、刻薄的孩子气十足的话语斗争，到底能给读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读者的精神生活带来什么有益的影响？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中说：“人受奴役，也许是因为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状态。”对于某些经历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人来讲，放下“自我”，尽释前嫌，最终获得“自由”和“解放”，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他们也与时俱进地标榜“和谐”，尽管他们也煞有介事地提倡“宽容”和“费厄泼赖”，但他们无法救治“斗争时代”对自己精神的严重荼毒，所以，很有可能终其一生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都把“斗争”当做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自传写作是一种平静而温暖的叙说。对自传写作来讲，最可宝贵的态度，就是豁达，就是同情，就是慈悲。“回头却顾所来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人，只有当他进入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成熟状态的时候，才可以来写自传。《马太福音》里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写自传者应该具有的最佳心态，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王蒙写自传的时候，显然没有把自己的心理调适过来。他的内心有一团呼呼燃烧的无明火。无明火起，同情心灭。于是，他不惜利用简单化的写法，来写那些“反面角色”。甚至对某些死去的人，王蒙也缺乏应有的同情，也用纯粹“揭露”的方式来写。在《王蒙自传》的第二部《大块文章》中，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一位先生”，对其人其文大加贬损，以一种灭此朝食的决绝态度大揭其老底，显示出一种极度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也许王蒙自有如此写出的理由，但是，我以为这样单向度地来写一个人，写一个有多个性格侧面和多重人格镜像的人，既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对自己的这位当年共同罹文网的亡友，对这位很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王蒙应该像鲁迅所提倡的那样“美恶一并写出”——如果只写他的恶德和劣行，而不写其美德和善行，这是缺乏宽容心和仁爱心的。明人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彰死友之过，此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闻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为者？虽实过也，吾为掩之。”古人之风，山高水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如果说，面对他人，传记写作需要一种与人为善的仁慈和热情，那么，面对历史和现实，则需要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反思精神，需要一种批判性的言说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成一家之言”，才能为读者认识人生和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判断，从而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述往事，思来者”。
然而，王蒙的自传写作，似乎缺乏这种批判性的言说精神。他把历史和现实都遮蔽在“自我”的阴影之下。针对许多重要的问题，王蒙提供的答案要么是含混的，要么是缺乏深度的。他总是倾向于把许多不相容的东西调和到一起，从而取消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分野。例如，他把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当做一场“金色恐怖”，把宗教信仰与世俗的迷信和造神运动混为一谈。例如，他谈民主、权利与“国情”的关系，就给人一种圆凿方枘、卯榫不合的印象。例如，龙应台目睹台湾的中国人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敢也不会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便写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卷起了一阵荡污化秽的“龙卷风”，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蒙却说“万不可生气，已经生了气也不能自认生气”；“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态度去求其逐渐解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谁说“生气”就一定“只能害人害己”？谁说“生气”就一定不是“理性和智慧”的？谁说“生气”就不是“文明和道德”的？谁说“生气”就不是“好心和善意”？屈原不生气会写出《离骚》吗？司马迁不生气会写出《史记》吗？鲁迅不生气会写出《记念刘和珍君》吗？马克思说：“愤怒出诗人。”非洲诗人马亚•安杰罗说：“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所以，重要的是，为何生气与如何生气，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拒绝它——急公好义、勇于公战的富于理性精神的“生气”，就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也是需要在中国人身上耐心培养的现代公民素质。
这种抹平差别、搅成一锅粥的思维方式，与王蒙的“测不准原理”和“文革”参照系有关。王蒙对绝对的思想和原则持怀疑态度，而倾向于用相对主义的“杂色”的眼光看生活看人生。事情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有可能不是这样，也有可能不是那样。总之，在王蒙看来，一切都是不稳定的、“测不准”的。不可知主义必然导致否定主义和取消主义，必然要倾向于把“伟大”的东西降低到平庸的水平，王蒙对王朔的“躲避崇高”的击节称赏，他对鲁迅的“大师”地位的矮化阐释，都说明了这一点。王蒙喜欢用一种跨度极大、跳跃性极强的思维，将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关联起来、进行比较，然后达到驳倒甚至否定对方的目的。他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把一种观点或者一种现象，与“文革”来比较——要否定它，就强调它与“文革”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事的相似性；要肯定它，就说它是对“文革”的否定和超越（他为王朔辩护采用的就是这一策略）。在王蒙的自传和其他一些言论性的著作里，你经常可以看到“例如‘文革’”、“就像‘文革’”这样的句子。“文革”带给他的文化后遗症就是，一切哪怕仅仅在形式上跟“文革”相似的现象，都会引起他的过激反应。“文革”思维是简单的对立性思维，习惯于把一切都说得非此即彼、互不兼容。于是，王蒙便强调“中间状态”，认为凡事都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楚的”，皆不可信；“文革”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因而提倡“大辩论”，王蒙此后便视几乎一切交锋、冲突性的“对话”为“好辩症”。他常常用“文革”作尺度来反驳别人的观点。例如，张承志提倡“清洁的精神”，王蒙马上“想到了清理、清污、清算、清洗这么一大堆与‘清’有关的词儿”，这么一联想一对照，一下子就使张承志的主张显得很可笑，甚至很可怕。其实，张承志提倡的，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或文化素质的“清洁的精神”，与王蒙所想到的可怕的“清算”和“清洗”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以“文革”为参照的“低调化”思维，使得王蒙的自传缺乏积极的建构性，缺乏批判性的启蒙精神，顶多只能培养一种消极的怀疑能力和解构能力。
帕斯卡尔说，“自传不是一幅肖像画，而是透视里的变化过程。行为不仅仅因为发生过才被叙述，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成长的阶段……”是的，自传不仅记录着人格的发展过程，描述着心灵向上的升华过程，而且它的写作也实践着证明着这样的发展和升华。自传既意味着对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他人和真理的热爱。它是对逝去的美好时光深情的追忆，更是作者对世界和人们的感激与祝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写作自传的时候，选择了一种不对路的叙述态度和不可靠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洋洋洒洒一百万言的《王蒙自传》成了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它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
2008年9月18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