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7月，他和一些朋友为刚出狱的高洪明接风。那次聚餐一共有九人，还有江棋生、李海、杨宽兴、莫之许、薛野、刘荻。吃饭期间杨宽兴给我们八人拍了些照片，留下我跟刘晓波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跟刘晓波又见过几次，不过不多，总共大约五次。其中一次见面是2008年2月23日，我在万圣书园听阿城讲座，讲座结束后刘晓波、杨宽兴、温克坚也到了，而且正好碰到从英国来的马建。最后一次联系是2008年11月10日，我在skype上请他帮我修改一篇文章，两天后我返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12月底回北京时他已被抓。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有三个月的时间我跟刘晓波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经常在skype上留言和语音。这段时间的交往，让我深切感受到刘晓波在跟别人接触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识，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亲眼看到他为刚入狱的胡佳联系签名呼吁，为城乡户籍二元制下受歧视的“农民工”呼吁，为“三一四事件”后遭受严厉打压的藏人呼吁。2008年3月29日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后，被迫减少了跟刘晓波的接触。但我没感到刘晓波因此对我不满和疏远，相反，他还积极帮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资助，并明确对我说：“这个钱就是给你这种人的，你获得这个资助天经地义。”
我跟刘霞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饭局，她和刘晓波都在。此后我跟她联系很少。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接触较多，直到8个月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感受最深的近距离观察刘晓波刘霞的爱情，是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刘霞去锦州探监那次，以至于我在记录这次探监经历的文章的开头把王仲夏的感叹作为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
我和妻子2008年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我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将来刘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
2010年10月6日，刘霞跟我单独见了一面，谈及两天后的诺贝尔和平奖。她说，不管能否得奖，都可能会有记者采访，如果她能见到记者，当然好办，如果她无法见到记者，最好有人代她出面表达对记者的感谢。她让我回家想想谁合适。晚上回家后，我左思右想找不到合适人选，因为我跟他们夫妇接触有限，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不熟。后来在推特上看到莫之许准备从四川飞回北京，就向刘霞推荐莫之许。刘霞同意了。于是我约莫之许次日见面。7日晚上，刚飞回北京的莫之许跟我见面，我把情况告诉他，他非常高兴，和我约好次日下午在刘霞家小区门前见面。
2010年10月8日下午，我和莫之许、刘荻、李海、王仲夏、杜冠宇、张贾龙等人在玉渊潭南路9号院门口见证了那个历史性时刻。当天晚上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系。10月10日我发表《感动与激励——写在晓波获奖之后》。晚上刘霞的推特账号开始发言。全世界都在关注刘霞的动向，所以大家都在猜这是她本人发的还是被盗号了。我想办法跟刘霞直接通话，证实是她本人发的，并代她公布刘晓波对获奖的反应：“晓波对霞姐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晓波哭了。”
我跟刘霞的直接联系持续到10月18日，此后完全中断。
我史无前例地被上岗，持续了62天。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对我妻子的监控也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仅仅因她曾出国留学并一直持有有效护照。
2012年12月6日美联社报道对刘霞的突击采访，刘霞那委屈哭泣的镜头深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几天后分局国保找我，我说现在已经证实刘霞一直被你们非法拘禁，你们没法否认了吧？国保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报道是真的？我说这好办，你带我去刘霞家看看如何？国保不接我话茬。
2012年12月28日晚上，在为刘晓波57岁生日而举行的聚餐之后，我和徐友渔、郝建、胡佳、刘荻等人去了刘霞家。远远看到刘霞在窗口，我喊道：“霞姐，我是王金波！”刘霞高兴而又有节制地做了回应。徐友渔等人突破保安防线冲了上去，我则留下缠住保安，直到徐友渔等人下来。虽然我没上楼见到刘霞，不过不后悔。这是继22天之前美联社记者突访刘霞之后的一个新突破。现在想来，那晚的行动很刺激，因为事先没想到那么做。至今，一听到河南话，那个保安惊慌失措地摇着头、无知而又露怯地声称“刘霞？不行不行”的视觉和听觉的双重记忆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畔。
2014年初刘霞的电话开通以后，我跟她又可以直接联系了。这年11月我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去年4月1日她的生日以后，直到今年4月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
今年6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三个小时，刘晓波患癌的消息震惊全世界，我的电话、微信不断接到问询。那三个小时，我的心情之复杂，至今无法描述，恐怕永远也无法描述，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体会。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刘晓波的“头七”，恰是我父亲的“五七”（注）。我父亲的“百日”是今年中秋节，刘晓波的父亲刘伶则于2011年中秋节去世。
很多人为刘晓波流了泪。不过，我没为刘晓波流泪。这是因为，我不可能单独想起刘晓波的去世。刘晓波的患癌和去世，与我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说，已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我已麻木，无以复加。
注：在我老家，人死后初期的祭奠仪式（上坟）只有“三日”（死后第三天出殡）、“五七”（不是第35天，而是根据死者子女情况、阳宫日和天干地支计算，通常为第20天左右到30多天不等。而且，这个日子通常有两三个，家人可任选其一）、“百日”（第一百天）等，很多地方非常重视的“头七”、“尾七”在我老家是不存在的。我父亲的“五七”有两个日子，6月29日我选了靠前的那个。
2017年11月3日-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