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研讨会发言的结尾指出：「『自古英雄出少年』，今天的香港青少年，是绘制中国梦的参与者；明天的他们，将会是实现中国梦的中流砥柱……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问自己，能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做些甚么？能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做些甚么？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些甚么？」
早前，笔者受访时亦曾提出：「香港现正处于十字路口上，任何关注香港的人都应扪心自问──还有甚么我可以做的事，我仍未做呢？」其实，香港民主派过去几十年都致力捍卫法治、人权和自由，来促进「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无奈，中共治港者却反过来设法拖延特区的民主发展，严重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
正如李飞也指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就是要为实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并提到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曾明言「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笔者亦常讲到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也是藉此勾划其治国蓝图。他当时已明白国家不可继续依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发展，反而看中香港在资本主义下的成功经验，故期望香港在回归后会像火车头般，带动国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香港的法治、人权等核心价值都要维持在高水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最终跟赶上同一水平的内地接轨。故纵然其时的港督及立法局皆由委任产生，但中央政府却在《联合声明》许下民主承诺，让特首及立法机关可由选举产生，可见邓小平当年已知道，要推行民主政制才可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并藉此促进国家发展。
在2014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机密档案，有一份是戴卓尔夫人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前与邓小平会面的纪录，当中邓小平谈到五十年不变的构思原委，乃是希望在五十年内，中国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所以中国要在这段时间对外开放，维持香港繁荣安定，而五十年不变的时限，正是为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既然了解一国两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为何北京方面如今却要千方百计收回已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呢？
李飞说：中央政府与经中央授权的特区政府「共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有些重要事务由中央直接管理，更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本地事务，由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管理。」
但根据《联合声明》第三条及附件一，所列出的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承诺赋予特区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等高度自治权，其中第三条（二）订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后，《基本法》进一步列明特区拥有的高度自治，如行政管理权（第16条）、立法权（第17条）、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19条）等，而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则是外交事务（第13条）及防务（第14条）。
干预不断 港人难作主
可是，按李飞口中的中央与特区政府共同管治特区的说法，特区已失去了《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订定的高度自治。而从近年的实际情况看来，何谓中央直接管理的「重要事务」，似乎北京可随时自行决定，无论是政制、教育、法治，都会突然成为中央可干预的「重要事务」，不断地扼杀香港的核心价值，又一再推迟普选的落实，所以难怪社会有许多不满的声音。
纵然社会有不满，但如非「港独之父」梁振英的推波助澜，港独思想在特区根本毫无市场。对于绝大多数的港人而言，只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实行全面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让港人当家作主。请领导人实时煞停一切对特区的干预，重回邓小平的治港治国蓝图，兑现民主承诺。
这样下来，香港年轻人才可参与「绘制中国梦」，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中流砥柱」，以特区的核心价值来协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