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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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法则(网络图片)
 

 

丛林价值观是指生物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契约价值观是指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各方都能接受的契约(法律),大家的行为以契约为准则。丛林价值观是兽性价值观,契约价值观是人性价值观。

 

人类是从生物界的动物中进化来的,是丛林法则中优胜的佼佼者,丛林法则的思维根植于人的意识价值观之中。可以说,自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上个世界的二次大战的历史中,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就有理,谁就能成为霸主的丛林法则价值观中循环,如一个民族的强盛是建立在对其它民族的杀戮征服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的吞并基础上的这些,都是动物生存本能的延续,都是遵循丛林法则价值观的结果。

 

丛林法则价值观弱肉强食,残暴血腥,给人类带来灾难,使社会不得安宁,使世界不得和平,与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础的人类文明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渴望并追求自由和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然本性,是自然法则赋予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力。

 

自有史以来,人们基于自己的天然本性,总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和幸福。然而,人们的自由和幸福是受自然法则的制约的。这种制约除了表现在自然界的环境和事物规律外,还表现在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

 

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可能随心所欲,不可能摆脱自然法则的制约,但可以在自然法则的制约下以最佳的方法来实现。对于自然界的环境和事物规律的制约,人们可以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从而获得自由和幸福。在社会的内部,人们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时候,往往会影响他人的自由和幸福,与他人的自由和幸福发生对立冲突,从而使自己或他人的自由幸福受到损害。这种对立冲突不仅表现在普通人之间,更突出表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一直在寻求解决这种对立冲突的方法。经过一代代人的苦苦寻求,人们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在普通人之间通过讲道德来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对立冲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通过分权的法治机制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防止他们拥有为谋取私利而做恶的特权。

 

人类社会的实践证明,唯有保护公民自由的分权制衡法治制度才能使社会拥有公平正义,才能使民众享有自由和幸福。

 

美国,是创建和践行契约价值观的典范。美国的人民由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可为什么大家能够和谐相处,在短短的230年期间成为一个世界最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她崇尚契约法则价值观,建立起了一个剥夺了统治者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特权,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阶级,以维护公民的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法治体制。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向中国民众发表演讲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用分权制衡的方式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才能使统治者只能为社会造福无法危害社会。

 

纵观历史,对人类造成最大损害的不是地震、海啸、旱灾、水灾、瘟疫等自然灾害,而是统治者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一身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以往的历史中,统治者几乎都是靠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把老百姓关进笼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贯穿人类社会史的主要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可叹的是这种斗争的胜利者夺权后大都重蹈统治者覆辙。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君贤臣,但只是昙花一现。这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外,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集权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以回收。几千年来由于一直是民众被囚禁在笼子里,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异常缓慢。

 

直到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他和同事们制定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扭转了乾坤,使人类历史由丛林法则迈进了契约法则。宪法详细规定了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利,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立制衡,严格限制了统治者可以行使的权力。所有统治者在有限的任期必须接受民众舆论和司法的严密监督,重要决策必须得到议会批准,所有行为都要接受议会调查,所有财政预算必须经过议会严格审核批准才能生效……人类终于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选举、监督和罢免的大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其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严重者还会遭到弹劾罢免,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成为公众的孺子牛。

 

官职的性质决定了官员必须对授权者负责。把官员关进笼子,官职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司授予,官员若想保住职位就必须对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关进笼子的统治者才可能成为公仆。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还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它可以使好的统治者变得更好,内心邪恶的人即使善于伪装爬上权力宝座,也难有得逞的机会。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保障,美国社会得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保持了极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数不清的人间奇迹。今天人类社会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大都出自美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人成功地“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德国、日本对其它国家的侵略,为了避免战后再出来这种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维护和平、制止侵略和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则,于1941813日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是划时代的,它宣告人类社会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林法则价值观走向了相互平等互利的契约价值观。

 

《大西洋宪章》的内容是:第一,美英两个国家承诺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第二,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第三,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第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第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第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大西洋宪章》是之后出现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等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文件的基础,是人类道德文明的奠基石。

 

《大西洋宪章》的伟大意义在于第一项“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即美、英两国,特别是当时尚未参战,位居世界工业强国之首的美国率先承诺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价值观,开创了人性的价值观,引领世界走向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契约价值观,成为了人类文明价值观的领头羊。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成立了联合国。如果参与国都能遵循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都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遵循契约价值观,世界本应太平详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那些表面赞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实则奉行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极端宗教的国家政府也混进了联合国,导致联合国成了一个涣散的组织,毫无权威性,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联合国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恪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精神宗旨即联合国的价值观,让奉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让前苏联这样专制国家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后来让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大陆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让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导致民主的台湾中国的退出;让肆意践踏公民权,人权状况恶劣的一些国家政府混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这是对联合国价值观的背弃。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以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冷战对抗;出现了朝鲜与韩国、北越与南越、伊拉克与科威特等等的局部战争。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一些国家政府对待联合国精神宗旨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是丛林法则价值观与契约法则价值观的对抗,是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对抗。在这些对抗中,美、英等国始终以身作则坚守联合国价值观,是联合国价值观坚定的践行者和扞卫者,扮演着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秩序的警察角色。

 

人类社会的所有政治对抗都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对抗,因此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确立宣扬正确的契约价值观,揭示反对丛林价值观是根本。

 

应当清楚一点,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祸害人类的荒谬邪说,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允许赞同和拥护的声音,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和异议人士存在,实行的是典型的独裁政治,这与联合国“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民主法治价值观是格格不入,水火不能相容的。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不是来自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是邪恶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33个国家参与,死亡人数达到1500万人(包括平民死亡 664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争,先后有60多个国家参与和卷入,死亡人数约达7000万人(包括平民死亡5500万人);而奉行邪恶马克思主义的16个国家(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红色高棉),在和平时期,整肃残害本国人民,导致平民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一个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人们都说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和日本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和它国民众所犯的罪行野蛮残忍令人发指,但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煽动起来的人所犯的野蛮残忍罪行远远超过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马克思主义使人性丧失,使人们退回到蒙昧野蛮残忍的丛林时代,甚至退回到食人族时代。例如柬埔寨前红色高棉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屠杀了占当时总人口八百万中的一百多万。例如前苏联为了解决城市中大量乞讨流浪儿童问题,19305月斯大林批准了关于解决城市乞讨儿童的35条,使这些儿童达到12岁即被枪决;1937年至1941年间有一千一百万人被杀害,之后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死于可怕的医学实验。再如在中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据当时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197812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确认,全国遭受迫害和被株连的人达一个亿,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二千万;如北京大兴县1966年827日至91日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如湖南零陵地区全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杀人手段非常残忍,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孩子被活活摔死等),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包括“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有“历史问题”的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刚刚十天;当人被迫害死后还被开膛破肚寻找发报机(着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处决政治犯寸怕其喊口号将其“割喉”(张志新);处决政治犯在处决前进行“活体取肾”(黎莲)或处决后还没有死时“活体取肾”(李九莲);据《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甚至刮起骇人听闻的吃阶级敌人人肉的风潮,如1968615日武宣县五星大队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打死,用尖刀挖死者的肝,割死者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19684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其中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一个研究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感到非常奇怪,他所访问的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有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绝对想不到,施暴者过了30多年,进入了21世纪,仍然理直气壮……这些人的人性,没有复苏……国人没有反思阶级斗争理论和文革,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可见,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人类的摧残而言,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邪恶。在现代人类文明面前,奉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人就是一群衣冠野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吃尽了马克思主义的苦头后,过去奉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绝大多数国家己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到了人性的普世价值观轨道。

 

什么是骗子流氓无赖?骗子流氓无赖就是言而无信,无视自己的承诺,当你要求他兑现承诺时,他就胡搅蛮缠推卸责任,甚至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你。奉行马克思主的国家就是这种骗子流氓无赖的国家。例如中共签署了《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关于审判人员、陪审员和陪审技术顾问的独立性及律师的独立性的宣言草案》、《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等国际法文件,但在国内却极力反对“司法独立”,坚持党对司法的领导;再如中共为加入WTO答应在15年内开放金融产业、资本市场,并取消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补贴等等大量的承诺,但在15年后均未兑现,利用WTO公平贸易机制占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红利,使自己富起来了;当美国指责中共不兑现承诺要对他进行制裁时,他就反过来指责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如中共在没有夺取政权时,赞扬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新华日报》194374日),要“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向国民承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 ),但在夺取政权后,不就是建立起了一个“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声音”的法西斯独裁政体吗?再如中共宣称要实行民主和法治,但作为普通的公民如果到大街上打出横幅口喊“要民主,要法治”的口号试试,不立马被抓才怪呢这些做法,不是骗子流氓无赖又是什么?!

 

奉行马克思主的国家,它们加入联合国,不过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阻挠人类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文明的进程,根本不会惯彻执行联合国的价值观。他们虽然表面不敢反对甚至签署了许多联合国文件,但在背地里是不会惯彻执行并且极力反对的。例如今天的大陆中国,虽然表面不敢公开反对联合国的价值观,甚至签署了许多联合国文件如如联合国人权公约等,但背地里却以“中国特色”等种种借口极力反对普世价值观即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是什么?不就是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博爱,实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宪政,军队国家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选择执政党选择政府的联合国价值观吗?!中共宣扬的“中国特色”是什么?不就是基于丛林法则的价值观上拒绝联合国的契约价值观,以党治国,公器私用,维护自己统治奴役国民的特权吗?

 

今天的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等联合国文件即联合国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代表。今天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契约价值观基础上的。中共以美英等西方国家为敌,抱朝鲜这类的流氓国家为伙伴,反对西方价值观,其实就是基于丛林法则价值观上反对联合国的契约价值观,反对现代人类的民主法治文明。

 

对于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幕僚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排除联合国改组或解体,英美俄日印以色列六国将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组织,并有全球大多数民主国家加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当记者问道如何处理与东亚某大国的关系时, 他说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的目的是排除那些流氓国家!——这是何等的睿智之见,看到了联合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上世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德国和日本的共同特征是: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具有强烈狂热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今天的中国全部具备,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世界是不是应当提高警惕呢?

 

对于在正义、文明与邪恶、野蛮面前缺乏明确是非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们,这里奉上在德国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差点被处死的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的忏悔诗作为警醒:“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中国兵书《孙子兵法》说:“攻心为,攻城为下”。为了消除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马克思主义和极端宗教,不仅仅要在生活现实中揭露马克思主义和极端宗教的事实罪恶,更要从理论上揭露其荒谬。

 

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了世界的公平、正义、和平,联合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严肃《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价值观,成立一个由美国、英国、日本等民主国家为主的机构(这个机构绝不能让奉行丛林价值观的国家参加),检查成员国贯彻执行联合国价值观的状况,对于表里不一,阳奉阴违,违反联合国价值观的国家政府予以批评谴责,对于胡搅蛮缠,拒绝批评谴责的骗子流氓无赖国家应当将其驱逐出联合国安理会直至驱逐出联合国。联合国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真不如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民主联合国”。

 

201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