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习近平上位以来搞新极权的说法，我虽早有所闻且难于苟同，但直到写作《重读零八宪章》一文，我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正面给出自己的明确见解。近日，相继读到冯崇义先生的断言：习近平“想把中国从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带回极权主义社会”，和张博树先生的描述：宪政自由主义者将“习近平新时代”称之为“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终于使我下决心公开言说自己思索良久的一些不同看法。
 
应当说，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所干的以下三件事，与邓（江胡）时代的路数是有显著区别的。一是外交上不再韬光养晦，而是一步步从锋芒外露到锋芒毕露。二是政治上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到主要是防右反右。相应地，意识形态上不再取守势，而是搞“自卫反击”，重树马克思主义主旋律，重夺思想阵地话语权，公然下令“七不讲”。三是边撸起袖子加大选择性反腐力度，边让个人崇拜之风在中共党内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中最为肉麻和令人恶心的颂圣谀词，乃出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国防部长常万全等马屁精之口。
 
然而，上述三大区别能表明习近平搞的是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不能。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没有反对和告别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没有反改革，试图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返回计划经济；他也没有反开放，意图重新闭关锁国。而正是邓主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毛时代毫无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走向邓时代政治一元化、经济和社会呈现有限多元化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既在所谓“旨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开大计上沿袭邓（江胡），未敢造次而邓规习随，那么他上位以来所搞的，就显然不是新极权。
事实上，习近平所搞的，还是后极权。更精准地说，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鸣得意地翘起了尾巴的后极权。我的这一“翘尾后极权”说法，与沈大伟教授给出的“硬威权主义”概念，或可称异曲而同工。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为了使冷战结束后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中国能够站住脚跟，并通过“发展是硬道理”徐图将来。到了比胡锦涛明显强势的习近平任上，由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成全球老二，加上发达国家总体上搞绥靖主义等因素，中国的后极权政体认为机不可失，可以适时冒泡、牛起来了，于是公开告别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谋略，对外毫不隐讳地宣示“大国崛起”，亮名片，搞推销，展拳脚，疾步趋近世界舞台中心；对内则更加宁“左”勿右，除了对民间觉醒者的维权和抗争之管控、打压更为严厉和凶狠外，还发明了让人尊严扫地的歧视性“低端人口”标签，将一部分温顺无助的国民悍然排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
那么，中共十九大之后拥有“领袖和统帅”头衔的习近平，会搞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依然不会。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如果要搞新极权，那就要反邓小平改开路数而行之，把已有的经济、社会有限多元化一一抹掉。这对习来说，首先不是能否做成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在我看来，习还不至于不明白，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哪会有今天官媒上自夸不已的“辉煌中国”？哪会有他在一带一路上大撒币的底气和牛气？而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中共又如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实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认为，他不会搞。当然，如果他的确如冯胜平所企盼的是“浑人”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愣是要搞新极权，那也是注定搞不成的（此处不赘）。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还是会照搞后极权。对于这一点，从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列出的“建设新时代”十四条基本方略，人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人误以为习近平要搞新极权，我觉得是多少看走眼了。而真正完全看走眼的，当数那些至今还对习近平会改旗易帜搞宪政抱有幻想的人。习近平上位以来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与宪政的势不两立，表明了他是铁了心要将宪政拒之门外的死磕派。而那些怀揣玫瑰梦的人，居然对这一朗若白昼的事实视而不见。
 
质言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加上“中国特色”限定词的社会主义，则是后极权主义。而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后极权主义，即翘起尾巴的后极权主义。
 
作为极权主义变种的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一样有个内在的致命伤，那就是对人权的蔑视。这种政体不忘初心，坚持将国人视为只能听它话、跟它走的跟屁虫，不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更无资格当家作主。在这样的政体下，国人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公民精神与被强行按上的臣民角色之间的矛盾，或国人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意愿与被强制安排的跟屁虫角色之间的矛盾，迟早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一主要矛盾的凸显、激化和加剧中，越来越多觉醒了的民众必将成为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力除了会使后极权政体翘起的尾巴抖落下来外，还必定会将后极权政体打包送进历史的博物馆。
 
2017年11月29日 于
江苏常熟
（自由亚洲电台11月30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