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紀念文集的出版，是未曾料到的痛心的結果。2017 年初，《民主中國》網刊 主編蔡楚先生囑我代為撰寫計劃書，向一個基金會申請資助，以在10 月份召開一個 國際性會議，即「全球聲援劉曉波研討會」。
在做計劃、提申請時，以對當下中國專制政府的了解，我們沒有期待過曉波會 提前出獄。但是，我們更沒有想到，曉波已經不可能等到10 月份召開這個專門為他 呼籲的會議。 在曉波病危的消息傳出後，我們曾想修改計劃、將會議提前到 8 月上旬，雖然 匆忙，也要為他發出聲音。可是， 曉波也沒能等到 8 月份。
曉波的去世使得聲援會議不再有意義。蔡楚先生、胡平先生以及我經商量後， 試探性地向基金會提出將原來同意用於支持會議的資金，轉用於出版《劉曉波紀念 文集》。這實際上是與原來的計劃不同的一個申請，正如所料，基金會沒有同意。
然而，曉波的去世是當代中國反對運動的重大事件，除了種種悼念活動，還應 該有持久的文字記載。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決定繼續推進編輯、出版紀念文集的 計劃，由《民主中國》和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另想辦法共同承擔費用。
感謝為這個文集撰稿的所有作者。彙集在這裏的數十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追 憶或評述了曉波的生平、事跡、思想和精神。 我還沒有專門為曉波寫點什麼，這在我本人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此我想 利用非常有限的篇幅，提到我與曉波接觸的兩個場景。
第一次見到曉波是 1987年。當時，曉波作為「文壇黑馬」橫空出世，我是北大 法律系的學生。曉波應邀到北大在三角地附近一個經常放電影的大廳演講。整個大 廳包括通道、大門擠滿了人，我當時就在台下那羣被曉波激情飛揚的演講所深深感 染的莘莘學子之中。現在我還記得他演講中的一句話： 「為了自由，哪怕邁出這個大 門後就死，也值了！」
最後一次與曉波接觸，是在 2008 年12 月。那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曉波頻繁聯繋我，希望我能參加獨立中文筆會某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基於種種考 慮，我非常猶豫。12 月 7 日，曉波再次通過 SKYPE聯繋我。第二天他就因為〈零八 憲章〉被捕了。 消息傳來後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如果我知道，那或許是他入獄前的一個 安排、托付，我必定會拋開所有顧慮接受的。 曉波的一生凝聚了這個時代的憂傷與豪情、苦難與盼望。他沒有看到專制主義 在中國的崩潰，但是，他的精神已經戰勝了專制主義。 他已然進入歷史，將受到後 世永遠的景仰。
王天成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在做計劃、提申請時，以對當下中國專制政府的了解，我們沒有期待過曉波會 提前出獄。但是，我們更沒有想到，曉波已經不可能等到10 月份召開這個專門為他 呼籲的會議。 在曉波病危的消息傳出後，我們曾想修改計劃、將會議提前到 8 月上旬，雖然 匆忙，也要為他發出聲音。可是， 曉波也沒能等到 8 月份。
曉波的去世使得聲援會議不再有意義。蔡楚先生、胡平先生以及我經商量後， 試探性地向基金會提出將原來同意用於支持會議的資金，轉用於出版《劉曉波紀念 文集》。這實際上是與原來的計劃不同的一個申請，正如所料，基金會沒有同意。
然而，曉波的去世是當代中國反對運動的重大事件，除了種種悼念活動，還應 該有持久的文字記載。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決定繼續推進編輯、出版紀念文集的 計劃，由《民主中國》和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另想辦法共同承擔費用。
感謝為這個文集撰稿的所有作者。彙集在這裏的數十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追 憶或評述了曉波的生平、事跡、思想和精神。 我還沒有專門為曉波寫點什麼，這在我本人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此我想 利用非常有限的篇幅，提到我與曉波接觸的兩個場景。
第一次見到曉波是 1987年。當時，曉波作為「文壇黑馬」橫空出世，我是北大 法律系的學生。曉波應邀到北大在三角地附近一個經常放電影的大廳演講。整個大 廳包括通道、大門擠滿了人，我當時就在台下那羣被曉波激情飛揚的演講所深深感 染的莘莘學子之中。現在我還記得他演講中的一句話： 「為了自由，哪怕邁出這個大 門後就死，也值了！」
最後一次與曉波接觸，是在 2008 年12 月。那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曉波頻繁聯繋我，希望我能參加獨立中文筆會某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基於種種考 慮，我非常猶豫。12 月 7 日，曉波再次通過 SKYPE聯繋我。第二天他就因為〈零八 憲章〉被捕了。 消息傳來後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如果我知道，那或許是他入獄前的一個 安排、托付，我必定會拋開所有顧慮接受的。 曉波的一生凝聚了這個時代的憂傷與豪情、苦難與盼望。他沒有看到專制主義 在中國的崩潰，但是，他的精神已經戰勝了專制主義。 他已然進入歷史，將受到後 世永遠的景仰。
王天成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