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沙坪坝和朝天门之间，有段曲折蜿蜒的山路，在我这等边陲山区长大的人眼中，那山实在太小，但它已足以将沙坪坝与朝天门分开。山下的扬子江左折右滞，据说是导致此地闷热难耐的罪魁祸首。洒落半坡上稀稀落落的贫民窟，看起来让人很难赏心悦目。在这半坡上的贫民窟里，住了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名叫陈贤英，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她和儿子住在一间砖房内，那砖房系许万平母亲先前的宿舍，有七、八平米。后来许万平又“搬了些砖”来，（是真的搬砖！）在隔壁搭出稍小一点的另一间。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厨房加饭厅，外加孩子的书房，还有一条旧沙发给客人坐，夜里还打开当床睡。
我在未见到她之前，便久闻其名，贵阳的朋友们告诉我：许万平的夫人陈贤英，是坐火车邂逅的。并称她：“人又好，长得又漂亮，许万平真是有福了。”当时我正在坐着火车到处乱跑，闻言不禁心中略动。
许万平其貌不扬，身量矮小，节俭成癖，因为六四后的“反革命”行径，坐过八年牢，挨过三年劳教，这些全都不为陈贤英所计。她本湖南人氏，婚后随夫定居重庆。许万平家贫，还要抽出很多精力来从事人权活动，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常年坐牢，身无长计。这份姻缘至于她，织女之于牛郎，七仙女之于董永亦不能相提并论。夫妇二人七拼八凑攒了本钱，开了一爿小小的快餐小吃店为生，正应了那“寒窑虽破”戏词。
好景不长，SAS病毒来袭，举国上下人心惶惶，街面上行人稀少，小店本小利薄熬不过寒冬，只好关张就绪。夫妇鼓起力气继续向前时，许万平却再遭刑宪，这一次要面对的十二载刑期的判决。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许万平正第三次系狱，她家坐落的那个半坡，东一溜西一顺，因着山势建有很多半砖半土坯的平房，那是国有企业破产之后留下的工人宿舍，失业工人拖家带口，挤在这些小小平房内。在中国居住多年的世界冠军足球教练里皮，曾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有两张面貌，一张是表面上繁华的高楼和宽阔的街道，让人觉得好象置身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只要转过几道弯，就会进入另一个混乱、肮脏而贫穷的国度，我们熟悉的电视上那些亚洲贫民窟形象。两迥异在地理上相隔如此之近，令人惊讶。”
即便在白天，非原住户要想在这贫民窟里摸清道路和方向也是件发愁事，黄昏过后，小巷里黑灯瞎火，举步维艰。婆婆生病了，她很晚才来，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前来探问，她象是看见一根救命稻草，把许万平从狱中寄出的书信和所有相关之物，一应搜罗出来给我看。但从我的表情里，希望的火苗迅速自眼中熄灭，代以悲凉。她拼命地忍着泪，在眼眶里打转，想把话题从许万平身上移开，不使自己失态。她有深度近视，一个月前眼镜摔坏了，前些日在城管下班后，在街边摆地摊，但是没有眼镜她什么也看不清；又逢年迈的婆婆生病，只好收了摊去照看。有风声传说，这一带的贫民区要拆迁，居民们都忧心忡忡，担心得不到赔偿，因为地和房子按“规定”都属于原先的工厂，而工厂早已破产不复存在。即便有一定赔偿，还要花很多钱，当然那都还是远景，紧迫的事是拆迁之后母子二人何处安身？
说起这些困境她渐渐忘记了悲伤，这一切狱中的许万平一无所知。许万平在狱中关心的母亲的健康，孩子的学业。最近一次探望之后，许万平还写信给她，说是没看见她戴眼镜，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能看见她带眼镜的样子，因为她“亲爱的先生”觉得“妹子”还是戴眼镜好看。
仿佛能蒙得许万平知道外面一切安好，就是她最大的慰藉，不过下一次再去探望时候，眼镜从哪里来？同行为我带路的重庆老政治犯邓焕武轻声问她：“每个月能给小许存多少钱？”见她支吾难以启齿，又继续努力让声音轻柔下去，接着说：“我听小戎说贾建英每月给何德普存五百块，我们没有那个条件，但也要保证小许在里面有点钱，我们在外面再难，也比不上他在里面难。”
她低头咬着牙，说是要每月给许万平存一百块，但邓老师深知“小许”的为人和作风，说是：“一百块不一定要保证，但是五十块要有的。”老人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了23年，他深知其中艰辛。她听见“五十块”三个字，抬起头来望着邓老师，用惊惶不安，却又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表的松快，旋又迅速被悲伤和思念淹没之色，急促地答道：“邓老师放心，五十块能做到的！”
我不知道她这些年如何度过？七年之后我决定再到重庆去探望她，打电话那天正值中秋，电话那头她惊喜万状，“这些年熬呀！熬呀！逢年过节听到个问候的电话，那就是我的亲人了！”听说我要来，让我一定下车后在车站等她，她一定要亲自来接。大兴土木之后，七年前的景象正在渐渐消失，她在一个超市找到份工作，每天天不亮便去上班理货，天黑才能回家。当年的土坯房已经不再，幸而这些没有产权的工人家庭未被赶尽杀绝，每户得到少许补偿。但是陈贤英没有钱，她只能挑了一户最小的。新居并不比旧家宽敞多少，仍旧坐落在半坡上，比先前还要偏远。家中一尘不染，她对这家百般爱惜。空间虽然很小，被她布置得井井有条，丝毫没有局促感。“等老许回来，看见这样的家，他不知该有多高兴呢！”那时距离许万平出狱已经不远，尽管一晃多年，她看起来精神头却比当年更甚。恐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先生”即将回来之故，旋又陷入惊惶之中。“我把婆婆送到敬老院去了，一直不敢告诉许万平，等他这个大孝子回来，肯定要骂死我！”想到这一幕，她脸色为之一变，仿佛是那些委屈与无助的岁月在脸上落下印记。不过又象以往一样迅速摆脱出来，叙以待客之道。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死死地踩在脚下，仿佛是苍天要以此来考验他们的赤诚。
我们一道盘算着许万平的归期，我说：“陈姐，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现在总算又快熬到头了。”她并没有露出多少感动之色，只是默默地拿出两本结婚证，就放在家里最容易拿取也是最显眼的一个抽屉里。“要不是因为它们……”她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这就是责任啊！”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语气中回转，我明明感到那翻腾的触动，而语调却出奇地平静温和。冥冥中不知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家庭度过无数苦难。我相信，那是生衍我们的土地，还有光明未来的召唤。
次日，陈贤英因为早早就要去上班，托许万平曾经的狱友蒋世华代自己送我去火车站。蒋君原为中学教师，因政治案件系狱，鲜有人知。路遇堵车，因为担心误了点，他下车带着我在山坡小路上穿来穿去，绕小路赶往朝天门火车站。重庆又多了很多高楼大厦，但仍如里皮先生所言：“两个属于不同世纪的世界，在地理上居然隔得如此之近！”那些山路肮脏、混乱，随处可见出售廉价日用品的“商业街”，虽然质量低劣却生意红火。除了脑后没有大辫子，很难评估这个国家里的芸芸众生，和大清国晚年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不同？我知道老蒋是位饱经迫害的政治犯，其余却一无所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平素以和政治犯们熟识为荣。他一路安慰着我，用腼腆的口吻反复叮嘱我不必担心，有他在必然能把我准时送到火车站去。果不其然，在朝天门火车站前我们辞别时，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那时候进火车站还没有安检，十几分钟完全来得及。
我坐上火车隆隆而去，“唱红打黑”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人为之欢呼。只是我隐隐地感到更大寒流即将掠过整个国家：当老百姓越是无法控制，他们的控制欲就会越强。曲折向前的历史，究竟何时向我们敞开真正的广阔前景？我幻想着有朝一日：明天，明年，或是来生，在自由的国土上尽情奔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