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五年整，习近平被内定为胡锦涛接班人并出任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之后，先是兼任了国家副主席，继而又兼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说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工作分工是扮演了副总书记的角色，那么他当时的三大副职都是为了接班胡锦涛的三大正职做热身准备的。
笔者不久前已经在《十九大党章已经“法定”了习近平的终身“核心”地位》一文中分析过，最终对外公布的“习氏党章”中有一段十九大闭幕时对外公布的“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并未出现的内容：“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句话因为早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广为宣传，所以写进“习氏党章”后并未引起外界关注。殊不知这段表述如果只是持续做为一句宣传口号随时出现整个中共政权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那它的存在只不过是阶段性的，就如同江泽民执政时期有“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之类的程式化口号，到了胡锦涛主政时期就换成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正是因为当时的党的整个领导集体五年一换届、十年一换代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要贯彻执行，所以他们才不会要求把自己在位时的阶段性政治口号写进党章。道理很简历，如果胡锦涛要求把“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写进十七大修改的党章中，那么在十八大修改党章时还要再删除。
所以说， “习思想”进党章已经不足为怪，“习核心”的表述进党章才是关键的关键。邓小平理论进党章的时候他本人已死，江、胡二人的思想或者观点进党章的时候意味着对他们两人政治生命的“盖棺论定”。 现如今，习近平要求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句话明白写入党章，很明显的用意是籍此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他习近平已经绝没有可能像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接受十年换代的“陈规”制约。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的”特色思想“一样”都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基于此，中共十九大上才没有沿袭党内“惯例”，象十七大一样，把一个总书记的备胎安排为分管常务的政治局常委，从年龄角度形成所谓的“接班梯队”。而是把刘云山退位腾出的位置安排给了没有半天各级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王沪宁。
十九大召开之前笔者在《十九大的王沪宁何去何从？》一文中还对王沪宁进常委持怀疑态度，理由之一是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文革”的所谓“非常时期”。
王沪宁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已经著述颇丰，在政治理论界也称得上影响广大。但他当时的名气与早他半个世纪因为一篇文章而“扬名天下”的陈伯达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陈伯达靠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大背景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全盘否定。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
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相比于陈伯达当年凭反击“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奠定自己中共党内权威理论家的地位，如今的王沪宁则是靠理论包装“只有习近平才能领导复兴中国“而换取到了习近平的政治犒赏。
王沪宁与陈伯达之间的共同点还有，都是从未担任过基层干部，党内政治履历极为单一：从幕僚、御笔到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
两人早年都有留洋经历，王沪宁是留美，陈伯达是留苏。
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但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 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的《秦城内外的陈伯达》一文中介绍说：陈伯达是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深夜,也就是 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 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 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
陈伯达回忆录的记载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冷水，年届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后期享受过每月60元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但总体仍旧不乏艰苦。8年间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难于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陈晓农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时，陈伯达的军服棉袄和棉裤都已磨破，边沿露着棉花……
从被毛泽东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大概是五年时间，正好相关于现在的中共政权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伴君如伴虎，哪个朝代都一样”。当年的陈伯达进到秦城监狱后才如梦方醒，如今的王沪宁如果对陈伯达的下场没有过感慨，鬼才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