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重返奥运以来，每一次奥运会上的亮相以及奥运成绩的突破，对中国政府来说，其意义都不局限于体育领域，在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破灭之后，奥运奖牌可能唤起的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强化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对于化解民主变革的现实压力，可以起到兴奋剂或镇定剂的作用。虽然举国体制下的奥运成绩越来越难以刺激民众的强烈关注，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经过千辛万苦争得的机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所以，倾全国之力办好2008年奥运会，在未来一年多时间内将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种寻求国际社会认可和荣耀，以及通过奥运刺激经济的心态和努力，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一种需要，与天朝心态下的闭关锁国相比，是中国走向世界，并通过双向互动使世界进入中国的一种思想进步，无论如何，当代体育和奥运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藉由奥运时的国门大开，2008年夏季为中国提供的不只是一场体育的盛宴，对半封闭的中国来说，奥运还将意味着各种西方思想的涌入，作为西方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明和开放的规则与精神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被国人理解和接受，而在文明必然包括自由和民主的当代语境下，奥运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实质性推动作用是可以预期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就是众所周知的例证。
最近，中国政府邀请此前一直关系紧张的无疆界记者组织进行对话，并作出一些模糊的承诺，这一变化向我们发出的信息是清晰的：一方面，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适价值标准，中共怀有本能的警觉，每一点的让步都伴随着无休止的拖延与欺骗性伎俩；另一方面，固守陈旧的价值观以抗衡整个文明世界，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注入大量投资之后，过于强硬和古板的做法不仅可能遭遇抵制，致使投资无法回收，更会因为奥运这个全球注目的焦点而在全世界面前放大中国在普适价值观上的落后以及大量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对文明规则的接纳不只是外部世界和异议者的要求，甚至已经部分当政者的主动性计划。
改善人权的承诺是2008奥运会得以在中国举办的条件之一，虽然足够多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共是玩弄口惠而实不至的文字把戏的高手，我们无法相信这个继续抓捕异议人士、打压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权有改善人权的足够诚意，但同样不必怀疑的是，为了奥运会的成功召开与妥善收场，中共会在奥运会之前对民间的民主、自由、人权呼声展现一定的善意姿态。对中国民间力量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此外，在奥运之后我们还将迎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外部大环境将在持续几年时间中为内部萌生的民主冲动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2006年抓捕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严正学、力虹、池建伟等异议人士之后，中共已经完成了奥运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清场，自2007年起，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他们的镣铐与监狱了，即将上演的是表现他们“开明”与“开放”的剧目。
如何有效利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是以异议力量为先导的民间社会即将面对的大课题，也是对民间社会的一次考验。我们有必要对奥运前的民间策略加以探讨。因见识有限，本文不求深入探讨，只为抛砖引玉：
一，民间社会、尤其是异议力量应持理性有序的期待。中共的统治历来伴随着勇敢者的抗争，即使在镇压最严酷的时候，民间社会也不乏勇敢者的出现，不过，总体而言，民间抗争往往无法形成有效的现实积累，也就是说，一场群起的抗争之后，随之而来的强力镇压往往使高潮时的乐观表象化为乌有，几年之后的又一批抗争者需要站在一个没有高度的平台上重新聚集和探索。究其根本，较为宽松的环境往往使民间过于乐观，以至于屡屡提出不现实的目标诉求，以“抢夺话筒”的方式弱化民间的共同目标，甚至以近乎招摇的姿态徒劳无益地引来当局的镇压。因此，鉴于此前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即将到来的相对宽松期，我们应该自我警示：过于高调的目标诉求反倒可能一无所获，白白浪费这几年大好时机。
二，以异议者为先导的民间社会，应以广泛的讨论为基础，对某些可望达至实质性突破的领域形成基本共识，由小到大，由易及难地对当局提出要求，比如普遍释放政治犯、确保言论自由、普遍改善人权、权力部门文明执法公平执法、加强公共卫生资源的投入等，这些要求既不对政权构成致命威胁，又直接关乎奥运之需，于是，民间的压力和政权的理性考量相互作用，可将中国社会的文明规则和实际人权状况不可逆地向前推进一步，为下一步的民主进程确立坚实的基础。
三，理性有序不是无所作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种社会深层矛盾的暴露以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公民社会的发育以维权和突破言禁等形式，将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诉求再次提升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层面，六四强力镇压造成的普遍漠视政治的状况有改观的迹象，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愿望在苏醒。与1989年前公民对社会变革的诉求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超越性言说不同，当下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愿望紧扣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利问题，呈现出更广的维度和更有韧性的力度。即使没有奥运的召开，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也将自然而然地促使民间社会的发育，对政治权力形成越来越有效的制约，而借助奥运在北京的召开，以广泛的维权为依托，当然可望对权力形成更大的压力，在人权领域取得明显而扎实的进展。而一旦取得这种进展，即使在奥运和世博会之后，权力体系也很难指望重新收紧社会控制的绳索，于是，奥运便成了中国社会人权进步和民主化变革的加速器。对此，我们应有谨慎乐观的期待和努力。
四，对权力者的让步，应有善意的回应，不必一味用强。得寸进尺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一种把握时机的智慧，但至少不可得寸进丈。因为，中国的官民现状决定了政治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人权和民主的进步需要广泛的社会准备，即使不考虑可能招致的反弹与打压，过于急切的要求有时也会适得其反。
五，不可低估中共镇压的决心和意志。守着客人打孩子，面皮上自不好看，但如果这个“家长”认为“孩子”闹过头，闹到威胁到他自身生存的程度，对这个具有悠久镇压传统和丰富镇压手段的政党来说，奥运不办了又如何？六四之前，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不敢公然镇压，理由就是中共无法承受镇压后的舆论谴责，可是，当邓小平认为不镇压就会亡党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只靠子弹和坦克说话了。
六，理性并不是胆怯，应利用奥运召开的机会，向全世界广泛揭示中国民主、人权领域内的弊端。未必一定付诸游行示威的刺激性手段，但在较低诉求和较温和手段的前提下，部分异议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要有敢于入狱的决心，对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文明执法等基本诉求，要审时度势，尽量坚持到最后一刻，迫使政府做出实质性妥协。
七，民间力量的相互理解与呼应，以及寻求国际舆论配合的能力，是形成个案突破的重要保障，孙志刚案后的废除收容遣送法、《新京报》事件与《冰点》周刊事件中，政府表现出的妥协，离不开舆论领域的有效聚焦，如果民间的声音持续散乱，既不利于政府通过某种妥协释放善意，也不利于在全社会普及基本文明共识。触觉较为敏锐的境外中文媒体，如《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议报》、《北京之春》、《人与人权》、《动向》、《开放》、《观察》以及新近诞生的《自由圣火》等，或许可通过较为一致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舆论起到协调作用，进而影响奥运期间的全球舆论。境外中文媒体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
八，应利用此一时期境外记者大量涌入的机会，为境外记者与民间活动人士创造接触的机会，使中国社会与国际舆论的连接点大量增加，如此，便可以凭借国际媒体与中国的联系，形成舆论领域内永不落幕的“北京奥运会”。
以上思路的立足点在于：针对中国政府好面子的特点，不在外国人面前过分伤及中共面子，但要在基本诉求领域内得到政府被迫给予的“里子”。在民主进步问题上，必要的节奏控制是为了更扎实地推进民主。应注重有效的点滴积累，而不求毕其功于一役。
离奥运召开还有500多天时间，但可以预计，2007年的CCTV春节联欢晚会将开始为奥运宣传升温，在2007年春节之后，整个中国将会真切感受到奥运离我们越来越近，一种自然形成兼刻意营造的喜庆气氛逐渐将至，希望它也将伴随人权和民主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当此之际，以异议力量为先导的民间社会应适时进入状态，尽可能形成对基本诉求的大致共识，通过理性、智慧和坚韧的抗争，以奥运促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之实际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