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出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出现的杨洁篪的名字之后,外界媒体百分之百都是认为他将如过去的钱其琛一样,成为国务院专管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多维新闻网《杨洁篪入局:外交地位重建的双人组棋局》一文中说,在杨洁篪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外交副总理的 同时,或者是由逼近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的王毅以国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其实,这一模式在现有体制下最为稳妥成熟,如今公安部地位重要,也是以国务委员兼任部长的模式。否则,如果1953年生人王毅在2018年3月份两会期间仍仅仅担任外交部长的话,将面临65岁退休的关卡。虽然目前年龄因素并非决定去留的决定因素,但突破的理由亦需充要。 当然,一定会有人疑惑,为什么仍是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一职,而并非其他官员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长呢? 这里面有两个考量,其一现实中,相较于十八大前多人争夺外交部长之外,目前接班局势不明朗,后备梯队缺乏。包括在最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没有发现有可能上位的外交系统官员,而在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也只有乐玉成一位,1963年6月生人,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曾任驻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大使的他的确是外交系统里冉冉升起的新星,直接出任外交部长并不被看好。 第二,如果副总理、国务委员与外交部长由三位官员分别担任的话,很可能造成中国外交领域“多方共治”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在本次十九大报告的外交部分论述中,专门提到了“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这当然会使中国外交向多领域、多层次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毅升任国务委员兼任外交部长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按照上文的说法,一旦杨洁篪出任副总理,王毅成为国务委员,那么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里就是同一时间里有两个副国级专职外交官。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回顾过,中共执政史上同时有一个外交副总理和一个外事国务院委员的时代只是一九九一年三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两年时间里,但当时的那个副总理只是形同虚设。当时的国务院系统事实上只有一个副国级外交官,而且当时也是身为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不能出席政治委员,而只是中央委员的国务委员钱其琛有资格列席政治局会议。
上文所说的乐玉成是去年才调任中央外办副主任的,而去年接替宋涛成为正部长级的中央外办常务副主任的孔泉因为是一九五五年生人,年龄偏大,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九届中央候补中委的名额给了他的属下,在外交系统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乐玉成很快升任外交部长的可能性不太好说。而外交部现有的副部长们应该是没有一个已经被当成了部长接班人培养,十八大上被安排为候补中委的常务副部长张业遂从五年前即已经以外交部党委书记身份晋升正部级,但因为年龄与王毅相同,所以十九大上未被安排继任中央候补委员,显然是在等待退休或者进入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
因为现任外办常务副主任孔泉离六十五岁退休还有几年时间,所以已经被安排为十九届候补中委的乐玉成也有可能是先调回外交部出任一段时间的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部长。所以上文所说的王毅会在明年三月十三届人大上被安排为国务委员,笔者的看法是基本上已经板上钉的事情,因为明年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毅之所以还会被安排连任十九届中委,应该是已经计划好了让他官升副国级,将政治生命再延长五年甚至更长。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曾敬涵曾发表文章《十九大后中国外交部角色值得关注》,认为中国外交在19大之后的走向无疑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他认为:当年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外交大战略已经在国内越发遭到质疑。不少人认为这已经不合时宜,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大到无论中国如何”韬光养晦”都无法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现今的世界经济局势和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时比起来对中国非常有利,继续执行几十年前留下的策略明显过时。因此,对于不少人来说,在中国复兴的大背景下,习时代执行”奋发有为”的外交大战略更合时宜。在这个大环境下,一个强有力的外交部门对于崛起的中国非常有必要,外交部的弱势一直备受诟病,外交部长和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都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在国内政治地位排序在25位以后,从机构设置上来说就根本无法统筹协调中国的外交。相比之下,美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卿政治地位在美国可以排前5 (如果总统意外死亡,是第四顺位继承人),英国外交大臣也是前3,内阁排序仅次于首相和财政大臣。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直都在,但中国以前没什么实力,全球事务上可谓是不相关的局外人,但现在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一举一动都对国际局势有影响……这样的机构设置只会继续给国际社会发送混乱的信号,导致对中国外交的误解。因此,十九大后能否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外交部门值得关注。
这位学者有所不知的是,中共政权主导外事工作的并不是国务院总理手下的外交部,而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远的不说,胡锦涛主政时,该小组组长是胡锦涛,副组长先后是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习近平。十八大后,组长当然换成习近平,而副组长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之后即由李源潮接替,因为他已经在内部被安排接替习近平的国家副主席职务。
如此说来,中共政权外交事务的主导机构可以说是正国级机构,因为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在胡锦涛时代是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在习近平时代的前五年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
另外,这个外事领导小组从2008年至今,其常设执行机构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也是由副国出任。2005年戴秉国以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身份接任这一职务。在2008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戴秉国当选为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中央外办主任一职,这也是该职位首次由负责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兼任。2013年三月杨洁篪接替戴秉国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同时也被对外宣布为中央外办主任。
现如今,杨洁篪的党内职务升格为副总理后,他在中央外办也立刻接替了李源潮的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其中央外界主任的职务相信会由王毅以下届国务委员身份兼任。
有兴趣的读者听众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十九大召开之前由李源潮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面会见来使的工作已经全部由杨洁篪接替。也就是说,杨洁篪已经在政府层面扮演了十九大之前由李源潮扮演的角色。所以,如果说中共职业外交官会同时出现两个副国级的话,杨洁篪直接在习近平手下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也许会大于到李克强手底下担任副总理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国家副主席的名份无疑比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要光鲜亮丽,从这个角度,未来的杨洁篪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代习近平之劳会见外宾或者对外出访,都不至于令对方感觉被“矮化” ,而若由王沪宁兼任国家副主席的话,习近平可能都会担心他分身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