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国》（网络图片）
《黑客帝国》三部曲真是部宏大奥秘的科幻史诗大片，令人震撼、回味无穷。其主旨无疑是宣扬人的自由意志不可战胜，但也要警惕人类的自由意志也可能被机器或极权奴役和利用。
然而，也可以将《黑客帝国》看成是一部诠释系统重建与演化的作品。如果将《黑客帝国》与中国历史的周期性更替与演化互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在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世界里，智能机器将人类奴役束缚于其中。通过外接设备，人类的意识被机器所控制，人类的思维活动与感觉都是机器所虚设和给予的。而人的生理活动则给机器提供能量。机器掌控了人的意识，并从人的生理活动中吸取能量。The Matrix这个英文单词，有母体和矩阵的双重含义，意味机器系统既是人赖以生存的母体，又是一个庞大的虚拟网络系统。
在黑客帝国里，人类的意识活动都是根据规则、程序和模型产生的。黑客帝国的设计师，电影中称他为“建筑师”，设计了这些规则、程序和模型。据分析，这个“建筑师”是机器世界里的最高管理程序。我以为，“建筑师”于黑客帝国类似于孔子相对于儒家社会，孔子及设计了儒家社会人们遵循的基本规则，“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及体现尊卑的一整套礼仪制度。
但在黑客帝国里，总有极少数人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烈，其意识活动不能全部由程序支配，他们会产生程序运算之外的意识。他们会怀疑黑客帝国是不是真实的。电影中的男主角尼奥就是其中之一。于是他们就成了系统的漏洞（bug）。这就类似于儒家社会，绝大多数人会遵循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但也会有少数人不服从儒家的道德规范。
这些人，要么孝而不忠，要么不忠不孝，是儒家社会稳定的破坏者。他们如果未能进入体制、吃上“皇粮”，就一定不会甘心屈人之下，任人欺瞒宰割。而会奋起反抗，以暴易暴，打抱不平或以强凌弱。侠盗间而为之，全凭一时兴致。就好比《水浒》中的李逵、武松之流。如果进入体制吃上了“皇粮”，那就会阳奉阴违，偷奸耍滑，贪污腐化，如高俅、宋江之流。最终，这些人，要么流落混迹江湖，占山为王，干着杀人越货，拦路抢劫的勾当；要么在体制内徇私枉法，欺下瞒上。两者都会破坏系统的稳定，让系统趋于崩溃。前者类似于黑客帝国中觉醒了的叛逆分子，他们最终都逃出黑客帝国，逃到现实世界地底的“锡安”据点，脱离了黑客帝国的控制。“锡安”据点就好比梁山泊、瓦岗寨之类的山寨。后者则类似于黑客帝国中的旧程序，它们也具了人类的自主意识，不愿意被删除，而消极执行和违抗系统的最高指令。
这些不愿意服从规则的人中，有些又特有能耐。这就是所谓的“枭雄”，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渴望权力，不守规则，不择手段，而又极擅权变和能笼络人心。中国历史上的枭雄很多了，大名鼎鼎的有刘邦、曹操、刘备、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等。曹操很有代表性，“乱世之枭雄”，说的就是他。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杀了吕伯奢一家，不择手段可见；他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烧掉了属下战前与袁绍私通的密件，以安抚人心。而曹操善于权变则为人们所熟知。中国历史上这类枭雄就相当于黑客帝国中的男主角尼奥（Neo），他的反叛意识非常强烈，又是“非法程序”的集大成者。黑客帝国建筑师曾对尼奥说：“你是黑客帝国（Matrix）里一个未平衡方程的余数总和”。
那么，在黑客帝国中，当系统运行很长时间后，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反叛者和非法程序，最终导致崩溃。但通过“救世主”，系统又得以重新建立。对于反叛者而言，尼奥是锡安反叛军的领导者，传说中的 “救世主”。当反叛力量强大到开始对机器系统产生威胁时，反叛军就会得到“先知”的启示，让他们去寻找救世主，领导他们打败机器。电影中的“先知”类似于儒家社会中的方士术士，他们会编造一些预言或民谣，比如隋朝方士预言的“桃李子、得天下之”，宋献策投奔李自成时预言的“十八子，主神器”。
反叛军寻找救世主的过程，就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发现“真命天子”的过程。而“救世主”程序其实是建筑师编写植入到反叛军的意识中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建筑师预先的安排。这就类似于儒家的革命思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给儒家社会的造反者提供了革命的理论依据。这样，当“救世主”带领反叛军打败机器后，“救世主”就会在机器的威胁诱惑下，将自己携带的“非法程序”注入到系统中，完成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救世主”会成为重建的机器系统的下一代的执行人。他不仅是反叛者的救世主，也是机器系统的救世主。这与儒家社会朝代的周期性更替非常相似。反抗力量打败统治者后，又会依照过去的模式成为新的统治者，并更新和丰富统治手段。
所以，儒家社会是一个反复毁灭而又能重建的系统，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系统，他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用系统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覆灭和重建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儒家社会确实具有顽强的自我复制与再生能力。
但儒家社会有明显的重大缺陷。一是抹杀人的自主意识。要求个人放弃自我，一如黑客帝国中被机器奴役的人。儒家要求个人对父母孝，对君王忠，用忠孝的价值观及相应的礼法来构建社会秩序和维系社会运转。但儒家的价值观又不能彻底抹杀掉人的自主意识，这一套规则对桀骜不驯者无效。这样，时间长了，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而发生崩溃。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生产能力的急剧倒退。只得又重一片废墟和荒芜上重建。
第二，儒家社会的每次重建并不能带来进步，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和完善，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运行规则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些不遵守儒家规则的反叛者，当他们抱团组织起来反抗统治者时，没有其它可采用的价值及组织手段，只得又采用儒家社会的价值及规则，在组织内部要求成员绝对忠于和服从上级长官和领袖。江湖好汉跑单帮时可以完全不遵从儒家价值，但一旦结义结认，就必须分出兄与弟，主与从，小弟必须听从大哥。只有大哥才可以“不忠不义”。比如说李逵，结识宋江前，不怕天不怕地，天王老子谁都不服。认宋江为大哥后，就死心塌地为宋江卖命，惟命是从。江湖之义实际上比拟于血亲关系而来，是儒家“悌”的转化。在组织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义”还会进步转化为“忠”。比如刘备称帝前，刘关张是兄弟之分，称帝后就变成了君臣之分了。这样，当反叛组织取代了原有统治夺取政权后，它的统治及其统治下的社会，仍然是原来的翻版。
这也可以用分形几何学来加以解释。儒家社会在任何一个尺度上都具有相似的结构，像海岸线、雪花和树叶一样。家庭家族、会党组织和山寨组织、与皇权官僚体制遵循的价值和结构是一样的，所谓“家国同构”。儒家社会系统崩溃后的碎片包含了恢复重建系统的所有信息。当碎片生长整合了整个社会时，在宏观上也呈现同样的结构。如果说西方传统社会的不平等只是介于阶层之间，那儒家社会的不平等就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中。前者处于“器官水平”，而后者处于细胞水平。西方封建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是不平等，贵族奴隶主与奴隶是不平等的，但贵族之间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官僚与百姓不平等，官僚之间和百姓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前者社会有局部平等，所以有可能发展为整个社会平等；后者在整个社会都不存在平等，所以就始终无法发展出平等。如黑格尔说的，“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第三、最为乖谬的是，不守儒家规则的“枭雄”却是儒家社会的重建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是儒家社会的“救世主”。如汉朝开国帝王刘邦，不忠不孝不义，三者占全了。这与黑客帝国里一样，反叛者最终也成为重建和更新系统的工具。孔子设计的以“忠孝”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社会，却要靠不忠不孝之人来运作。“闻诛一夫纣矣”, 诛纣者同样是纣。儒家社会要求所有人尽忠尽孝，受这些规则的约束；而要成为儒家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成为开国皇帝却又不能遵守忠孝规则，非常地矛盾。
从历史上看，那些从宗法家族和官僚体制中游离出来，或被儒家社会抛弃的游民或流民，总是会跟随“枭雄”一类的人物，选择“枭雄”作为他们的领袖。不得志未入仕的读书人也对“枭雄”趋之若鹜，愿意依附于“枭雄”并为之出谋划策。公正守信等道德品质从来就不是国人选择追随领导人的标准，不择手段能带领组织不断扩张获取利益才是首要标准。谁更强有力就跟随谁，“就势而不就义”，“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放弃坚守公正。韩信、陈平等在刘邦与项羽之间，最终选择了跟随更有野心和不择手段的刘邦。儒家社会无法产生像华盛顿这样品质高尚的俊杰；即使有，他在儒家社会也缺乏号召力，人们不会跟随他，也成不事。“枭雄”才能在儒家社会如鱼得水，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号令众生。得民心而得天下，登上儒家社会的权力顶峰。
至今为止，中国本质上还是儒家社会。虽然在近现代一百多年有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几次受到猛烈的批判，但人们仍然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只不过是退出了前台，但一直在后台运行，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 虽然“孝”的价值被大大削弱，宗法家族也解体了，但“忠”的价值却大大加强，并转化为国家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在中西碰撞和交流中并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展望未来，如果中国社会要能实现文明的跃迁，就必须要树立和普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所有人都具有自主意识，而不再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和控制。不然，就仍然会选择错误的路径和跟随不择手段的“枭雄”，重复过去儒家社会的一再覆灭与重建，一如黑客帝国中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机器的奴役。
2017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