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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上日趋与世界相融洽，但世界经济一体化建立的基础是体制规则的趋同，否则便无法建立与一体化相适应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说不能让中国来制订游戏规则，其实，中国那有什么规则，中国国内便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规则法律是可根据政府不同时期目标的变化而不断修改或不遵守的。比如中国说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其中就包括韩国，一旦韩国部署萨德，抵制韩国企业乐天的行为，便使经济自由的规则化为乌有。
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全球化的内在冲突
1，非民主与民主体制的敌对冲突，构成经济自由的不对称。比如，中国包含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可以进入美国，但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的文化产业便很难进入中国。同样，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的深度戒惧，使其与军事技术有关的产业，不可能对中国开放。民主国家不怕意识形态，却怕专制国家的武力（参看《胥志义：专制政权的潜在侵略本性》），而专制国家害怕的则是普世价值，因为它会导致民众觉醒而危及统治者地位。这种经济自由的不对称，将使政治上民主与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难以全面融洽。
2，中国残存的计划体制与国企的大量存在，使国家权力深度进入市场经济竞争。比如国家对出口的补贴，使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不公平，等于以一国老百姓之力（补贴之钱来源于全体国民）与国外的个体企业竞争。再比如，不怕破产的国企与国外害怕破产的个体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实行倾销，皆因国企有国家财力支持，也使中国国企与国外企业竞争不公平。同时，国企在国内的垄断和强横霸道，将使国企在国内与民企包括外企之间竞争不公平。从长远来看，国外私有资本会逐渐失去进入一个有着众多垄断国企的国家的兴趣。
3，法律体系的不同，构成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不公平。人权标准的不同，如有无自由组建的工会组织和完善的劳工保护，就会带来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环保标准的不同，如环保标准的差异和执行力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企业之间竞争不公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体法律趋向一致，还要求司法独立，程序大体一致。以使各国的产品或资本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有同等方便的渠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救济。显然，中国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与那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存在重大差别，最终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
4，中国政府为对付经济危机滥发货币与控制汇率的货币政策，大大削弱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导致人民币实际含金量国内国外不一致，人民币出现内贬外升（或持平）。不断的超发货币与死守汇率，使这种不一致（俗称剪刀差）不断扩大，将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A，它使中国同样货币在国内国外不能买到同质同量商品，或同质同量商品国内国外价格不同。国外商品因汇率因素将大量涌入中国，国家被迫加大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以狙击国外商品。否则很难维持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和平衡。这会增加国外商品进入中国的限制，引起他国的不满和反制。另外，中国出口商品受汇率影响，价格在国外相对升高，将日渐失去价格竞争力，由此遏制中国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币内贬外升，会日渐成为商品跨国流动的货币壁垒。
B，人民币内贬外升，使货币（或资本）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套利空间。如目前国内企业大量在国外的收购（美其名走出去），带来大量的资本外流，就与人民币内贬外升密切相关。千百万的人民币在国内只能买一套房，兑换成美元在美国则可买数套房。当这种套利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产生金融危机时，国家将被迫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一旦实行资本管制，货币的自由兑换受到冲击，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将大幅削弱。
二，过去的成功与现在的困境
有人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二三十年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在不断扩大吗？中国的国际贸易额不是全球第一吗？这是实际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与如下因素有关：
1，市场的均衡力量。市场具有均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的力量。它建立的前提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当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导致人民收入产生足够大的差距时，产业会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这种转移在一个市场范围内，会很容易的进行。遗憾的是，国界阻碍了这种转移。中国在建国前三十年实行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人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出现几十倍的差距，一旦开放，国外资本技术因其低劳力成本进入中国，同时廉价产品大量进入世界，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举国体制的短期冲击。当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发展外向经济的好处时，不是依凭市场的自然力量，而是运用国家力量强制推动外向经济发展。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出口退税，便是这一举国体制的体现。它确实大大增强了中国发展外向经济的力量，却是以破坏公平规则、压制内需，与污染环境为代价。举国体制的典型特点是为了一个目标（比如出口），忽视和压制其它目标（比如内需），由此将带来经济结构失衡的巨大矛盾，所以只可能产生短期冲击（可能是几年仍至十来年）而不可持续。
3，西方国家自由原则与对等原则的冲突。经济要素包括商品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是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核心。这在一国之内以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无疑获得高度认可。但显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半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这一原则便面临挑战。非市场经济国家会利用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来达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却会用本国的非自由来狙击他国于本国不利的经济要素跨国流动。所以，运用对等原则，是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交往的有效手段。即你允许我国的商品资本进入你国，我也允许你国的商品资本进入我国。但西方国家运用对等原则与它的自由原则相冲突，致使其运用起来时受到诸多制肘。这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他国自由获得诸多好处带来种种机会。
中国的外向性经济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与上述三因素密切相关。但上述因素近年来已发生重大变化；A，中国的外向性经济发展依赖低劳力成本和世界第一庞大的人口，而非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当劳力收入提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时，劳力收入虽有所提高，但还低于发达国家数倍时，生产成本便与发达国家接近。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B，举国体制运用国家力量发展外向性经济，必然压低内需，因所谓的举国，实际上是由全国人民买单，致使人民收入增长缓慢。举国体制使中国经济结构过份依赖外向经济，现在己到了很难调整的程度。主动降低外向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必然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增加失业，这对中国来说难以承受。C，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与他国的经济交往中越来越来注重对等原则而忽视自由原则，特朗普的上台反映了这一趋势。所谓的“美国优先”，指的是美国利益高于“政治正确”的自由原则。它可能带来对中国外向经济的重大打击。因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5000多亿美元，顺差3000多亿美元）。
显然，中国外向经济的发展己走过顶峰，且面临大幅下滑的风险。
三，全球化的低级与高级阶段
商品自由流动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国家之间的商品互换流动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才是全球化的高级阶段。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其先进的工业产品在全球的扩张是全球化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由此带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非发达国家由于没有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以资源产品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沙特这样的石油国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数的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带来产业在地域之间进行转移的可能性。产业转移必须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来完成。一旦国家之间放弃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管制，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便由可能变成现实。我把这称作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1， 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推动的经发展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能力。如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不完全是中国的功劳，因持有资本技术的人是外国人。他们把GDP贡献给中国，利润却汇回本国。于是国家日益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非组织概念，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两国经济能力的竞争，而是体制规则的竞争，谁能吸引到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谁就能获得更快发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低级阶段，商品完全由本国资本技术人员生产出来的，商品强势意味着国家强势。
2，生产要素中的资本流向低成本地域（非发达国家），劳力流向高收入与高福利地域（发达国家），是生产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它本可迅速均衡地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但人员的流动因人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所以世界上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有大多的阻碍人员流动的国界藩篱。同时，语言、习惯、人际关系等个人因素也带来人员流动的的阻碍。因而通过主要是资本流动来均衡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3，在商品互换流动阶段，发达国家输出先进工业产品，贸易顺差多出现在发达国家。而在生产要素流动阶段。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则由主要为资源性产品向多样化包括工业产品转变，贸易顺差多出现在落后国家，原先进国家经济发展减缓，以失业增加为特征的社会危机濒发，福利国家受到冲击。相反，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加快，人民收入提高。但其发展趋势与原先进国家发展过程相同，日益面临以劳力成本为主要构成的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
4，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当发达国家从输出先进工业产品阶段进入到输出资本技术阶段后，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出现贸易逆差，但资本项目出现顺差。美国资本投向国外，利润却流回本国。否则，长期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持续。只是这些利润掌握在美国较少的资本与技术拥有者手中，而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增加导致贫困人口增加，由此带来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可以均衡地域（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会带来资本技术输出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西方孤立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国家对这一现状的焦虑。
正是由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对西方国家的冲击，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采用对等原则，逼迫不发达国家扩大经济自由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得不到美欧的承认，正是美欧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否定。不唯中国，所有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发其财的威权国家都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放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体制，要么放弃利用发达国家的自由带来的经济繁荣。
四，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西方理论界有一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走向宪政民主。所以对中国利用全球化和西方的自由发展经济，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实践的发展证明，中国经济发展不但没有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进步，反而滋养专制体制，增加走向宪政民主的阻力。由此，西方理论界纷纷捡讨。其实这一观点对错参半。因为中国虽然在走向世界，国内却仍然不是市场经济。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从人均角度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大国。中国不可能依靠资源吃饭和发展。在全球化的商品流动阶段，中国不可能富起来。中国发展靠的是全球化的生产要素流动。西方资本技术的进入，与中国庞大的劳力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的发展。但生产要素流动，必然要求社会个体（企业）为经济主体，而非国家。是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范围的全球化。国家只是提供自由与公平的制度环境。而中国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对国外资本进入中国，中国的态度是前恭后倨。当中国经济还没发展起来时，为招商引资，不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是竞相出台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甚至超国民待遇，这破坏了公平原则。当经济发展起来时，超越规则掠夺式的“吃大户”（如对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的非法征税），便是政府对待外资的普遍行为了，这同样背离了公平规则。因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增加政府收入。之所以把你请来，正是为了对你进行剥夺，由此目前带来大量的外资撤离。可以预见的是，当外资撤离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导致政府收入下降时，政府又会重拾改革初期的政策。这虽说不上朝令夕改，却也反映了政府的反复无常，损害的是国家信用。而国家信用的根本是法律的独立、公正和稳定。
中国的经济发展冲击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也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采取贸易战的方式，狙击中国商品的出口，二是逼迫中国改革政治经济体制，走向更加自由、开放和公正。第一条道路可能带来两败俱伤。第二条道路将会带来双赢。比如，西方要求中国放松对结社的管制，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并拥有抗议罢工的权利，它既会使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公平，也会带来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由此带来中国内需增长，削弱中国外向经济比重，促使中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对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利。
遗憾的是，中国并不愿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贸易方面的压力，中国总是以买一点他们的商品，比如飞机之类来应对。这种短期应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西方国家不满足于这种短期应对时，贸易战很可能开打。贸易战虽然对西方国家也有伤害，但对中国伤害更大，甚至导致政权的垮台。到时候，中国要么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要么放弃因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二者必居其一。
一个实行宪政法治的国家是很容易走向民主的，中国之所以还未走向民主，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宪政法治。在全球化的生产要素流动阶段，一个非资源大国，要实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没有宪政法治作为制度基础，是无法达到其目标的。所以，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