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上，每名自治区政府高官身旁都安排了一名外国记者，让他们与记者边吃边聊，谈在西藏工作与生活经历，对汉藏关系的看法等等。晚宴由平日很少见媒体的自治区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列确所设，外国记者当然抓紧时机，利用空档与他进行一对一采访，提问宗教与人权问题，列确看着记者拿出纸笔逐字逐句记录。
散席前，兴致很高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还指挥歌队为客人献歌，与每一个外国记者都谈笑风生。那一天正好是法国《费加罗报》同行的生日，他意外地收到主人安排的生日蛋糕，还有副书记献上的哈达。
按惯例鲜少与媒体打交道的省部级高官，在宴席上随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这个画面在中国其他高度开放的地区都很难看到，却发生在历史与现实情势微妙复杂的西藏，的确让人意想不到。官方对待外媒方式的变化，也是我上周入藏采访的重要发现之一。
外媒集体入藏的日期，被安排在下个月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拉萨314骚乱一周年，以及官方新订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背后，当局宣示开放，展示藏区稳定的意图明显。距离敏感日期不近不远，政府应该是考虑过，这时组织采访不论是对于局势掌控或是为推进国家形象公关，都比较有利。
在中国，经过近几年的食品安全危机，“中国制造”的信誉危机，以及去年北京奥运会洗礼后，国家公关的重要性已不再为人所怀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几年不断培训各级政府如何应付国内外媒体的采访。这些培训的效果，在实际测试时往往能验出深浅。
和过去两次一样，这次入藏行程由当局全盘掌握与安排，约十个媒体的采访队伍，同行的官员是记者人数的至少两倍。但差别在于记者脱队采访的空间扩大了些，官员更能够应对尖锐提问，答问不显愠色，不影响集体采访的气氛。
行程中，他们争取机会了解记者的想法，并且解释说，开放是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过去外国记者入藏需要办入藏证，也只是一种程序。一个官员说：“如果不是发生314骚乱，办入藏证的规定可能都取消了。”
从今年初以来，境外媒体曾报道说，为改善国际形象，中国将斥资450亿人民币（98亿新元）打造全球大媒体，扩大官方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这个消息后来被官方否认为“纯属炒作”、“没有根据”，但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450亿的天文数字也许未必准确，高层下指示要求扩大对外传播力，却是事实。
西藏回来后，我具体感觉到中国的外宣观念，正从传统的“宣传”转变为“公关”。虽然两者的终极目的并无二致，后者在方法与态度上较软性、更复杂细致，也符合世界潮流。而且，当观念从“宣传”改变为“公关”时，这也意味着官员调整从前偏好听好话的习惯，学习接受外界对他的质疑，或唱反调。
把这看作良性的演变：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国际分量的加重，它需要顺应国际传播的游戏规则，世界也需要一个更懂得说明自己的中国。
回到北京，与同事及知识界友人谈到此事，所有人的反应大同小异，都是顿了一顿，然后说：“他们（中国官员）学得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