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较之大陆民主运动的历史，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一切抵抗行动，均朝向一个具有社会性的民主目标，这即是对如何体现民主价值和现代政治的重要实践，而不论其参与的形态和轨迹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体现到吴淦（屠夫）身上，以及确认到他具有逻辑深度的抵抗历史时，就必然蕴涵着民主运动在现代层级中的意义和实际本质。也即吴淦是以个人来呈现处于极权压制的族群状况，同时也以个人（行为及姿态）彰显抵抗意识的行动场域，更是以个人（作为身先士卒的一份）的实践展示民主的社会及现代思想。反之，也就理所当然，同时反衬着中共之恶，以及中共誓与反人类权力捆绑在一起，从而不惜践踏人权、藐视民众的暴虐本性。
维权之于民主抗争的形态，并不是一种固态的保守行为。这也正如长期以来，对底层反抗特权存在着无知的偏见一样，大部分精英会以所谓的“姿势不雅”对社会个体的抵抗行为进行批判，但却不知，这在实质上已经陷入了极权统治的圈套。而吴淦所特有的，则是一种不顾一切、甚至是刻意要惹人注目的行动方式，并在维权和围观的不停奔波中，为社会抗争的现代形象注入非常强烈的当代活力。而不是说，将维权等同于维权的体制状态，或仅仅将抵抗的所有行为当作对党化统治的巩固，以向体制求权利的方式展开现代大陆的民主行动。因此，吴淦的围观就必然带有定要将中共从黑暗、潮湿的地狱拖入到光天化日之下，以逼使中共现出暴政原形的努力。吴淦甚至不惜塑造某种类似野蛮但却张弛有度的个人形象，以在无处反抗之时，重获与非法统治进行角逐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是用超越维权牢笼化的步伐，将个人作为社会构成的生命力展示在这一世界中，并触动这个世界不得不因他产生动摇，形成影响与社会性合力。
当709作为重大的侵犯人权的政治事件产生舆论反弹时，在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对于民间抗争的恐惧已达到了临界状态，这是在于，中共的恐惧之源，根植在其明知政权非法的境况中。而由维权所引导的现实民意的立场，也一样在持续维权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共的非政权属性，并进而在整个社会的场域中，扩展着维权的民主价值和空间。这种形态所构成的正是民主运动在大陆本土的前提而非背景。同时，这也是所有民间抵抗之所以具备民主主体的首要来源，是因维权的过程，即是对由中共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压迫进行反抗和瓦解的过程。这是一种强大的来自民众社会的必然趋势，符合以人权为当代之本的社会属性。而由此一进程所揭示的，正是在压制与反抗之间当代社会的力量对比。它是对政治化了的社会予以正面直视的反冲击图景。这一点，就像吴淦所展示的那样，在这种异常危急的严峻时刻既没有退路也不可能因为恐惧而回避，吴淦的激流勇进使得中共深感疲惫，并为这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患上了政权忧郁症，继而陷入在自身分裂的噩梦中。吴淦让中共尝到了羞耻的苦味，尝到了虽然手握数百万军队但却痛苦无力的焦虑，于是，悍然宣布吴淦“颠覆国家政权”。
任何一种独裁体系的通病都源自内心的卑怯及难以克服的贪婪心态，毛、邓如此，朝鲜金氏三代独裁如此，习近平也如此，这种极度病态的人格分裂同时也导致了中共在政治权力中的不自信（疯狂叫嚣维护党的利益、鼓吹党领导一切即是此种病症的现实表现）。中共官员在收受巨额贿赂之后，除极少数的一部分能转移至国外，大部分现金既不敢使用也难以说清来源，以至于成堆的纸币只能藏匿家中，直至发霉，甚而变成粉末，但却对民众的疾苦无动于衷，极端冷酷恶毒。由中共极权所催生的，则是国家权力及统治结构的虚无泥潭。中共以“人民选择了党”为借口，却不知无论在何时何地及何种境况中，民众依然具有再次甄别、并将不合格政党剔除在权力版图之外的权利和愿望。因此，中共的自信不仅是一种自我编造的谎言，也在政治逻辑上难以构成现实的合理性。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中共热衷于使用暴力，因为在“人民选择了党”的谎言之后，中共用以党代国的勾当一笔注销了民众的权利。并且不但如此，中共还以党权凌驾于民权之上，这也正是中共所有特权得以形成的主要根源。而吴淦则采取了更世俗也更激烈的反抗方式，以揭示中共在政权领域内的反动特性。他通过看上去比较粗糙、直接，甚至鲁莽的行为，将中共的画皮暴露于民众社会，继而以持续不断的拷问和进攻，迫使中共陷入在极其尴尬而空虚的疲惫中。这种形态和征兆，就像中共宣传系统一贯以来为他们所谓的伟大领袖刻意修饰，将领袖打扮成不男不女、古里古怪的人间妖孽一样，如毛画像（伟大的口红领袖）、如习画像（伟大的腮红领袖），这种种的涂脂抹粉，却难以维系住来自吴淦的不断批判，由此，中共除了疯狂报复，再无其他选择。
当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为吴淦罗织罪名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共已进入到即将崩溃的状况中。这不仅在于颠覆国家政权在实质上和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大陆作为“中国”的国家形态，在政治关系上所构成的仅仅是中共作为侵略者的角色与实质。也就是，真正颠覆大陆国家政权的并不是吴淦而是中共，中共不是中国政权的当代体现，也不是政治属性中有关权力行使的主体。吴淦要颠覆的是中共的反人性统治，因此，中共为吴淦罗织的罪名并不成立也不可能，是因为吴淦既没有意愿颠覆大陆，也不会和中共一样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成为大陆的敌人。中共才是大陆及大陆民众的敌人，这就像习近平是中国民众的敌人一样，在这一点上，不存在逻辑混淆的可能和途径。即使习近平“牢牢”掌握着他的刀把子和党卫军，也依然无济于事。而吴淦之所以敢在法庭上以个人明晰的立场，确认颠覆的意愿，乃是在于吴淦深知这是他作为大陆民众之一员，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和必然要承担的义务。而颠覆的指向不是和中共一样，不是以中共为唯一残暴和傲慢的、肆意凌辱大陆民众的权力。颠覆是为了确认个人决断的同时彰显大陆民众的权利，这是对被侵略状况的直接抵抗，因此也就丝毫没有隐瞒或掩饰的必要。而我们知道，中共是反人类的，是反大陆民众的。中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在一个基本的政治领域及社会框架内作为公共权力的形象，因此，中共不值得民众信任。而这就是所有关于颠覆的明确证据，尤其是在中共以特权架空国家属性和政府本质的时代，吴淦的颠覆，即是对内向维权和软弱幻想的超越，是这个时代民主运动在大陆本土的实质展示。
从另一维度的层面而言，吴淦的行动则展现了当下大陆社会抵抗的丰富性，这对仅在维权层面上进行公平诉求具有着警醒的意义，尤其是在当维权已被固化从而陷入中共意识形态的陷阱之时，这种警醒也一样要体现于对何谓民主的深层思考。民主运动不是某种以期望达成妥协性立场的政治秩序，更非与中共求同存异的天真幻想，也不是比较或讨论江与习谁比谁好的幼稚园心态（不得不说，某些“边反江边捧习”的舆论，已然是一种蓄意的反民主行为了）。民主运动是通过维权此一社会形式作为基本途径，其最终必然要指向达成宪政社会在大陆的历史性转变。吴淦深知这才是他要以平凡之躯面对并担负的职责，因此他也才会通过不断维权和围观，塑造黑暗时期明亮的形象，并以此为向社会传达意愿的途径。这一点，正如他在面对中共的虚假审判时所坦诚的那样，他就是要颠覆这个反民众的中共集团，为了表达这一坚定的立场，吴淦坦然面对八年的刑期，同时，为了将抵抗的影响形成最大张力，吴淦选择了直接应对而非回避。
当自诩为执政者的中共遭遇到来自民主思想的挑战时，它只可能表现出的不是宽容而是压制和迫害，而吴淦展示的，正是当代大陆的社会思想对中共极权统治及意识形态的反击。他的行动彰显的是民主意愿在处于被侵略状况时，所要面对的对基本正义的选择。区别于在静止和苟且状况中对苦难的无动于衷（某些团体在对待民众这一群体时，和习暴政惊人地达成了一致，他们的眼里没有民众，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没有民众的民主社会是根本不会存在的），同时也以明确的姿态进行对政治社会的激烈批判。由此，颠覆政权不仅对民主运动产生着内在含义上的重新提炼，也因颠覆即意味着对极权体制的彻底否定，从而区别于维权、改良以及革命主张的固化僵持。这是因为，当个体行动受制于恐惧而难以形成民主驱动力时，通过吴淦的不断跨越，却呈现出了极具分量的现实深度，这对于如何破解在表面上看来异常强大的中共暴力机器而言，不仅形成了政治的反差，也因民主伦理的时刻在场，从而消解了中共虚假而威胁性的制裁体系。甚至，吴淦以必须要对极恶体制进行颠覆的立场，重证了民主在当代的政治价值，并在心理准备足够坚定的境况中，使中共感受到了其邪恶罪责的极度恐慌。
吴淦以不低于时代本身的形象，站在了人性和民主道义的这一边。他以个体行动带动社会性风暴，是在此黑暗的年代中弥足珍贵的力量。他促使更多的人从简单反思和中共神话的桎梏中逐渐醒来，尽管，我们要看到，还有更多的或出于无奈或出于利益依旧对中共抱有期待和渴望，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改变。因此，重申民主愿望以在大陆场域内实现宪政体制的要求，不仅具有着时代的意义，也同时表明了大陆社会由分裂走向真正自由的开始。而中共的牢房能够囚禁的不是吴淦，更不是如吴淦一样共同致力于大陆民主的先行者。相反，中共将最终被自身背负的罪恶所压垮，乃是在于，真正犯有颠覆罪的，正是中共而非大陆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