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2月22日在头版发表一篇“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标题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中披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七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他六个“坚持”，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坚持“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
这篇在新华社发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消息后第二天就出台的评论，而且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显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把党的领导列在“七个坚持”的首位，意味着它是统领其他六个“坚持”的总纲，这就使习近平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政党是政治性的社会集团，世界各国的政党，都是为了参与国家治理、甚至掌握国家政权而成立的，为了使自己的纲领和理念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就必须参加甚至掌握国家机器，成为组成政府的主导力量。这就是说，政党是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越过这个规范，政党直接实现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就有可能陷于政党领袖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境地，无异于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的纳粹德国，国社党的领导就是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在苏联，联共的领导就是斯大林的专制独裁。
在我国现代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在实际上，领导一切的，并不是党这个组织，而是党的领袖毛泽东。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但共和国成立以来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却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金口御言颁布之后，由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国务院更无权过问。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和外交行动，往往也是毛泽东直接下令国务院。在那些岁月里，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极权独裁，整个社会都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
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才引起了全党全民的反思，于是就有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社会解放。在这两大解放的基础上开展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场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实际上掌握着党权政柄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在面临社会变革的历史关节上，没有全面把握这场革命的正确方向。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社会，发展经济，他们不得不在包产到户、小商小贩、个体企业等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甚至引进港台和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可是，在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却依然顽固地坚持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他们既得利益的保护伞。邓小平在胡乔木怂恿下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集中体现。在四个坚持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像一道坚固的堤坝，阻挡着思想和社会的进一步解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群众和共产党员的觉悟水平。因此，如何在承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政治体制，消减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内涵的封建性和专制性，就成为当时许多明智的理论思想工作者和党内民主派覃思竭虑的课题。
在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里，最重要的一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改革政治体制，削弱封建专制主义，首先必须把党的领导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范式里释放出来，使它接近于现代国家的政党政治模式。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里，把实行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并且对党的领导做出明确的规范，就表现了党内明智的民主派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工作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这一段论述，把党的领导画出一道明确的红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应当“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这个规范，是把党的领导引出封建专制主义，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三大前后曾经采取过一些端正党的领导的具体步骤，如取消政府机关的党组，恢复高等院校的校长负责制、工厂的厂长负责制，等等。可惜的是，价格闯关造成的社会不安，阻滞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接着发生的天安门悲剧，更使社会陷入混乱而倒退。在所谓“清查”的政治运动的摧残下，党内外的民主派被一网打尽，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党的领导也开始了向毛泽东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旧貌复归。
文革之后进入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推行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社会引进一个奋发图强、高歌猛进的新时代。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党的领导的规范，正是全党全民在这几年里反思、学习与觉醒的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的承诺。循着这个方略继续前进，就可以逐步踏上宪政民主的道路。遗憾的是，历史却走着相反的道路，“八九六四”的大镇压打断了社会进步的进程。惜哉！
二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十三大提出的规范早已被人弃若敝屣。十八大以来，历次会议和正式文件，都不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报刊媒体更是鼓吹不遗余力。十九大甚至把毛泽东的名言写进政治报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体制的全面回归。
党的领导归结为人的领导，它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个人大权独揽的独裁极权统治。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先例，足以说明这个发展趋势。
然而，经济发展有它的自身规律，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循着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人民日报》评论员介绍习近平经济思想里的党的领导时，谈到“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什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既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那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在上一篇评论里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纯属子虚乌有，现当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领域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全部国民经济中，除了华为、联想等极少数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外，99%以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党的领导要“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为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开辟道路。这个正确方向，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于是，以党的领导为首要内涵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就不能不陷进一个矛盾扭曲的境地：理论上是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实践上却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试看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大量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大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何尝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拿习近平经济思想来说，除党的领导之外的六个“坚持”，不也都是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吗？资本主义经济正一往无前地为自己开辟不断发展的道路，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向毛泽东思想回归，是不可能阻挡它的前进步伐的。即使是党的领导，也不能不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办事。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就是这个新时代的矛盾的体现。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号，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经济思想的首要内涵。也就是说，它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毛泽东式的封建专制主义领导为首要特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标榜，实际上却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熔于一炉，构成一幅矛盾而混乱的图景。当前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的形形色色的研讨会，报刊媒体发表的大块文章，都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华大地上，响彻一片颂扬之声，却没有人能解开这个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扭在一起的死结。
可喜的是，已经出台的许多经济政策，不论同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关无关，都在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理论是灰色的，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那些开遍中华大地的绚丽的实践之花吧！
2018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