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写过一本薄薄的、却影响深远的小书《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房间里的大象”来自于一句英语谚语：“大象”被用来比拟某种巨大、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却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从“房间里的大象”入手，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称之为“合谋性沉默”。
用“房间里的大象”这个概念形容“中国因素”之于香港、台湾乃至全球的威胁，实在太过温柔敦厚了。“大象”一般不主动伤人，中共却要致人死命，你不犯它，它也要来犯你。因此，台湾学者舍弃“房间里的大象”，选择另外一个意象“吊灯里的巨蟒”——这头巨蟒是见血封喉的毒蛇，是圣经《启示录》中出现过的、集邪恶于一身的“大红龙”，而且它阴险地躲藏在吊灯中，如果不仔细观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等到被它突然扑上来咬一口，就已一招致命、回天乏术了。确实，只有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才配得上正在崛起的、恶贯满盈的中共，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这个日益壮大的政权带给周遭国家的，除了实质上的政经威胁，更有无所不在的心理恐惧，这种恐惧导致人们自我审查，甚至自动调整其行为。”
本书进一步指出，“中国因素”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而台湾正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因素”的“策略性场域”，其发现与论点，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国邻近地区，乃至于全球。虽然中国自称“不输出革命”，却是“只做不说”的新殖民者。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了一篇题为《锐实力：崛起的专制主义的影响》的报告，用“锐实力”这个说法描述近年来中国对外渗透的趋势：中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巨款，运用各种手段，诸如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公共舆论和观念。这种影响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此称之为“锐实力”。这份报告还指出，这种“锐实力”是中国的“投枪匕首，甚至是注射器”。
“锐实力”这个说法在美国和西方正被越来越人接受。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中国之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如何渗透到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并悄悄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将“锐实力”定义为依赖“颠覆、恃强凌弱与施压，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推行自我审查”。无疑，台湾正是中国“鋭实力”长驱直入的重灾区之一，因为中国吞并台湾的野心从未改变。
在台湾如何上演“一个中国”？
「中国因素」一词最早出现于二零零九年，台湾学者吴介民在一篇文章中论及“中国因素”对台湾民主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因素影响所及不仅是政治，举凡族群、文化、宗教、社会、产业，无处不在。本书从地缘经济学入手，首先针对「中国因素」提出一个明确可操作的定义：中国政府运用财政能力，给予某些台商与政治人物特殊优惠而使之成为政治代理人；或运用中资、亲中台商、跨海峡资本，在台湾进行采购，或企业的收购、入股、并购，并进而影响台湾的企业行为、政府决策、媒体舆论、民众态度，或政治秩序。透过上述活动，使中国的影响力进入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各领域，让中国因素引发效应。
本书中最有趣的章节，是美国学者伊恩二零一四年八月在台湾参加中国旅游团八日游的民族志调查与分析报告。伊恩本人是一位“非典型”的学者，研究领域爲地缘政治、社运、观光以及转型正义，他不是一直坐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做过记者、旅游领队、译者以及音乐家。他以普通游客身份，参加一个从上海出发到台湾的、平淡无奇的、九百美元团费的旅行团，一路上的丰富体验绝非这一篇文字所能涵盖。
我的很多中国亲友参加过此类旅行团，向我描述了不少类似的细节。首先，伊恩注意到作为“说故事的人”的导游，是一名深蓝背景的退役国军军官，其职业又是专门爲中国游客提供导览服务，这两个背景加在一起当然使得他的言说有明显的倾向性。在长达八天时间里，这位张姓导游一直在谄媚中国和贬低台湾，常常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乃至“我们前总理温家宝”，肯定中国一党专政的“高效率”，感叹“台湾就是太民主了，民主太多不是好事”。他告诫旅行团成员远离政治，千万不要接触在各个景点宣传、抗议的法轮功成员。然而，他自己却刻意向客人灌输其政治观点——大肆赞美国民党，竭力贬低民进党，对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时代的纪念碑、纪念物避而不谈。对此，伊恩评论说：“他的发言不只是导游管理策略的实践，也是个人政治的选择，而这对旅行团理解台湾历史与当代大众意见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台湾亲身游历之后，大部分中客的反应并不是羡慕台湾的民主自由，而是印证了他们在中国接受的洗脑教育——一党独裁的制度最好，千万不要搞民主，一民主就乱像丛生。在伊恩参加的旅行团中，有来自上海郊区的市民一家，也有来自苏北的几名建筑工人。伊恩特别注意到，同屋的室友一开始对台湾电视中的政论节目感到好奇，很快就厌倦了，又将频道调回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中国游客即便来到台湾这样没有语言障碍的自由国度，仍然要寻找在中国国内早已习惯观看的电视频道和节目。中国民众被共产党洗脑彻底到了何种程度，甚至失去了寻找真相和真理的愿望，满足于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世界。中国游客到没有防火墻的台湾和西方旅游，每天照样泡在中国的微信、微博、新浪、腾讯、淘宝上面，无意尝试登录脸书、推特、谷歌和维基百科。宛如古代的太监在生理上被阉割去势，大部分中国人已然在精神上被共产党阉割去势。他们觉得在猪圈中打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偶尔到猪圈之外，也不愿洗去身上的臭气。
那麽，中国旅行团究竟让谁得利？张姓导游处于食物链最底端，所得有限。真正的获利者是中资或亲中台商控制的一条龙产业链：导览车公司、宾馆以及沿途若干个专门爲中客设置的贩卖奢侈品、免税品以及在地特色“伴手礼”的大型购物场所。因为团费偏低，购物环节占很大比例。最显著的例子是国民党党营的花莲宝石店，店家赤裸裸地说：“买我们的花瓶就是帮助和平统一。”导游宣称，由于民进党执政时期缩减荣民（当年从中国到台湾的老兵）福利，店家会将百分之二十五的收益用于帮助荣民，在此购物是“支持我们的军队”。导游和店家的叙述跟国民党一样，发生了黑色幽默式的断裂：国军不正是因为被共产党打败才败退到台湾的吗？国军在台湾念念不忘的不正是杀猪拔毛、反攻大陆吗？如果中客购买此类商品就是支持国民党军队，反过来不就是“引狼入室”吗？今天国民党高喊“联共反台独”，昔日国民党却将共产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国民党如何将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整合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百年论述”？这位国民党支持者的张姓导游只好难得糊涂地自相矛盾下去。与其说左右逢源，不如说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彼岸共产党的党魁习近平也是如此——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邓小平又何必改革开放呢？
从中国的宗教统战看台湾的“第五纵队”
本书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在地协力机制”，中国对台湾施加影响的方式，除了直接施力，也透过台湾在地协力者间接影响，其施作方式更为复杂、幽微，甚至往往更为有效。本书中有三个章节讨论中共对台湾宗教领域实施的绵密统战政策：“妈祖信仰的跨海峡利益”、“中国情感，或佛教市场？”、“基督教的海峡互动及其转变”。
以妈祖信仰为例，中国在文革后放松对民间宗教信仰的控制，允许福建湄洲岛妈祖庙得以重建。一开始，出于经济目的，吸引台湾各妈祖庙及信徒捐款。很快，当局发现这是一个新的对台统战场域，湄洲岛妈祖庙迅速被“收归党有”。模仿台湾妈祖庙而建立的董事会，通常由政协官员出任主管，甚至还有党政人士兼任董事。而与这间福建“祖庙”关系的亲疏，也影响到台湾各妈祖庙的竞争及位阶。由此，形成了台湾妈祖信仰的“头人”群体，这个“头人”群体常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机对两岸政策表示态度，并分享在中国的宗教“红利”。可惜，蒙昧的台湾普通信众对此一无所知。
以佛教爲例，作者列举出佛光山、中台禅寺、慈济与法鼓山这四个影响力较大的道场与中国的密切往来，“四大山头”虽有各自不同策略，但都不满足于“台湾佛教”的身份定位，将中国视为传播佛教的一方沃土。爲了取得在中国发展的合法性，当然要跟中共政权打交道。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有意识地利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巩固其统治，作为千疮百孔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补充，所以对台湾佛教界抛出的橄榄枝予以正面和积极的回应。星云法师多次访问中国，受到习近平亲自接见，习近平甚至表示是其忠实读者，而忘记了共产党员的无神论特质，更不计较六四屠杀之后星云对若干中国民运人士的救助和庇护。对于佛教在当今台湾和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作者尖锐地指出，虽然号称“人间佛教”，但四大道场在台湾未能回应公民社会的主流价值，未能爲公民社会提供社会贡献，必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当然，也更不可能吸引中国有民主诉求的中产阶级的信任。
以基督教为例，因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远远大于妈祖信仰和佛教，而且中共正在大力打压基督教，所以台湾基督教界与中国官方的互动并不多。本书作者列举了二零一三年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基督教论坛”，以及次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此后更是访问中国、拜会国家宗教局等事例，讨论两岸基督教交流是否能如中国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所说的“后来居上”。大概作者并非基督教中人，对于在台湾热衷于两岸基督教交流的组织和人物未能作出更细致地分析。其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机构是蒲公英基金会，该基金会是深蓝的“国民党基督徒”建立的机构。研究台湾基督教史的学者曾庆豹梳理了国民党一党独裁时代，这些“党国基督徒”如何配合国民党迫害持台独立场的台湾长老教会，斑斑劣迹，不忍卒读。未经转型正义，这群打手从昔日配合国民党“反共抗俄”到今天配合国民党“两岸一家亲”，毫不脸红地华丽转身，信仰的是权势而不是耶稣基督。
台湾的“反作用力”如何以弱胜强？
本书利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构，勾勒出中国对台的政治意图，如何透过跨海峡政商关系网络与台湾在地协力者，影响台湾社会的政治行为与决策。各章作者分别就其研究领域，剖析中国因素在台湾的经济投资、陆客来台旅游、教科书课纲争议、媒体与网络，以及宗教上的运作与影响。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收买、渗透，到了超过一般台湾人想象的地步。那麽，台湾还有能力反击吗？如何侦测与确立影响台湾社会的关键力量，是台湾社会学家的重要任务。本书透过对中国影响的命名、提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构，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本书明确指出，台湾社会存在着各种抵抗的“反作用力”，揭示台湾仍有能动的空间与创意。
以太阳花运动爲标志，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终于爆发出对“中国因素”强烈的“反作用力”。此一“反作用力”如此巨大，不仅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推动了政党再次轮替，更是让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台湾独立和本土意识堂而皇之地进入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这种“反作用力”也有力地支持蔡英文政府抗拒“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枷锁，即便中共一手武力威胁，一手经济制裁，也绝不让步。中共雪崩式地削减中客赴台湾旅游，企图以此打击台湾的观光业乃至整个经济，并分化台湾社会；却没有想到，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政府的抵抗政策，中客来台湾减少，欧美及东南亚的游客却稳步上升；一年多之后，中国束手无策，只好悄悄放松对中国公民赴台湾旅游的人数限制，甚至主动实施办理赴台证件的便利措施。
若以台湾基督教如何正确参与两岸宗教交流而论，长期被忽略的一种“反作用力”就是：台湾长老教会的反抗精神如何复制到中国？近年来，中国新兴城市教会发展迅猛，吸引大批中产阶级人士参加。这类教会在神学立场和教会组织方式上都倾向于加尔文神学和长老教会模式，这跟占据台湾基督教半壁江山的长老教会有了对接的可能性。我在访问台湾时，多次跟台湾长老教会的人士建议：固然台湾长老教会有坚持台湾独立理念的传统，但任何教会都有宣教使命，宣教是面向全球的，当然不能把中国割裂在外——即便如今统治中国的是敌对台湾的中共政权，但中国有数千万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台湾长老教会可以加强对中国的宣教，在宣教的同时分享自身反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历史经验，使之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精神资源之一部分，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两岸宗教交流。
《吊灯里的巨蟒》是台湾学界“反抗意志”的体现。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徐斯俭指出：“中国因素改变了台湾社会与政治对自我的定义，也重新界定了台湾内部的许多关系。作为一个并不完全成熟的民主国家，台湾尚未完成自我过往记忆的梳理，中国因素却在此时强硬闯入我们的生命，扰动台湾民主的成长过程。……在台湾的中国因素，已经是一个天天就在我们的身体、心理，与灵魂深处作用着的力量，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周遭交杂、缠绕、拉扯、运作着。《吊灯里的巨蟒》，标志着台湾民主重塑灵魂，另一个开端。”我相信，台湾对中国因素的“反作用力”，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之一，并以弱胜强、翻转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