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2018年2月21日讯）在大陆民众中间，尤其在武统的逼迫下，有着对民国当归的巨大欢呼，虽然没有直接发生治理关系，但欢呼同样是法权体系上的政治维系。美国国父杰弗逊赞美过民众欢呼的民意正当性，甚至高抬于选票之上。这与施密特的认识辉映。只是欢呼不够稳定不好运作，才替代以选票。从欢呼到选票，是一种制度化。我在此论述的意图在于说明，并不是民国政体外在于大陆，悬浮于台湾孤岛上，而是已经漂移到大陆民间，潜移默化发生作用，形成地下暗流和影子性候补，随时可以上场。这样政体重建并不是我们设想的那样，是从无中生有，一穷二白从一砖一瓦开始。一票生成，或者一键生成，民国在大陆已经很富有，只是没法兑现没法出场。
中国民主化需要对外拓展。在没有维权和维权运动的时代里，人们说民主化靠大陆人民自己。可是维权十余年之后，可以清晰得看到，民主化转型模式所依赖的反对党和言论等政治自由，还是照旧，网络给予的幻觉照旧打破挤压回去。维权实现的是横向发展，在纵向意义上，不仅说不上进步，可以说是节节后退。因此中国民主化从维权运动模式要转向对外所求模式，例如打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像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内政策调整不久，就要转向对外军事征服，武统台湾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取而代之，同样是国内矛盾的总体转移转嫁，以求得国内的喘息时间。北京大学教授新左派潘维指控共党的国民党化，吴强要写文章描述中共的民国化，武统的逼迫其实隐含着一种反坐力：大陆民国化的危险，要加以遏制。与武统对立面的可能是民国当归：美国扶持民国恢复对大陆的治理，美国民国共同体的恢复。国内矛盾总体地转嫁在民国与共党这一内战平台上，因此左右之争，维稳与维权之争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陆民间是否政治化，是否组织化该问题无从解决，也变为不重要，民主化转型的总体解决必须对外索取，该倾向也随着大量改革精英移民于国外而加剧，他们可以利用所在过的民主政治舞台来促成对华外交的转变，因此各国的民主政治舞台成为大陆民主化的舞台。
美国民国共同体在49前有着国际法基础。诉诸于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国际条约才能拯救被川普驱赶的华人。1946年的中美通商条约是赋予中国国民予以美国国民待遇的，被驱赶的移民可以起诉川普政府。如此彰显一个中国等于中华民国。
美国是法治国家，一旦援引1946年中美通商条约，不可能判定49后的大陆人，不是1946年中美通商条约所调整的对象。国际条约也是美国的国内法。我们手上要有个美国律师团就好了，不断激活美国民国共同体。
美国把中共国列为最大的敌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体量敌手，且中共所统治的社会同样被视为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的威胁，如此必然迫使美国扶持中华民国台湾，美国民国共同体和美台关系的升温成为必然。如此必然迫使中国社会也必须与中共切割，国家与政权的分离，这样中国社会也必须拥抱民国，以求不进入美国的射击范围，此为社会重建–民国当归模式。
昔年王力雄《黄祸》震动美国，兰德公司据以上书，美国因畏惧黄祸之害调整政策接触中共改变中共。如今美国国会再次出现“黄祸论”，看起来需要向“遏制”政策调整，接触中共改变中共的政策成为中共做大挑战美国的良机，养虎为患。
再次出现“黄祸论”，是沿着川普上台前美国国内大举辩论“是否废除一个中国政策”的轨迹。也说明美国对华外交之民间公共外交可能失败，也就是促进大陆民间人权的倾向被美国抛弃，中国人权民主化运动不能再依赖于美国支持，断奶颜色革命的和平演变路径。川普上台后抛弃中国民运和人权运动的信号特别明显。因为大陆民主化不可能做到清洗门户，使得中国和中共区分开来，劫机犯与乘客区分开来，以至于看起来都是黄祸，清流过于渺小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黄祸清流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如此中国民主化转型就必须在原有轨迹之外寻找新的轨迹，原有格局之外寻找新的格局，而美国对民国的扶持就对应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