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祺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1988年2月4日，他第一次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那一天。
30年来，这个名字一直记挂他心上。“我很怀念他，” 严家祺说。
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严家祺受邀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葛培理牧师和时任总统里根都在会上发言。
早餐会后，严家祺和几名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与葛培理有了一次私下会晤。当时，葛培理牧师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同时也要有内在的道德生活。信仰神实际上是给自己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此外，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不要参与无意义的纠纷。
那次谈话至今带给严家祺心灵上的震撼。
“我是搞政治科学的，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听的最多的东西就是政治，”严家祺对美国之音说，“与他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话里面没有多少政治。他的话在我当时看来就是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那次谈话后，严家祺开始走近基督教，虽然他说自己至今还不是一名基督徒。
“我原来对基督教有看法，我是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迷信，”他说，“尽管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对宗教还是有一种偏见。自从跟他见过以后，我就慢慢开始改变我的看法。”
后来，葛培理牧师还送给他一本很厚的照片集，里面是他在世界各国大型体育场向数万人布道的照片。严家祺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布道活动呢？
严家祺回忆说，葛培理牧师当时很想去中国访问，因为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希望能在中国举办大规模的布道会，向几万人演讲。
他说，那次见面几个月后，葛培理和他的太太果真去了中国，但是只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演讲，一次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一次是在北京崇文门教堂。
“那个教堂很小，和他在全世界的演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严家祺说，“不过，能让他演讲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已经不容易了。 规模非常小，也没有很大影响力。在我的印象里葛培理再也没有到过中国。”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严家祺说，“六四”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走向不讲道德，把追求最高权力放在很高的地位，而没有把爱放在前面。人与人之间充满利害关系。”
他说，中国缺的就是葛培理这样的人。尽管基督教在中国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家庭教会受到打压。
上世纪90年代逃离中国的前家庭教会牧师傅希秋说，在中国时，他也通过录像听过葛培理牧师的布道。
“他应该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基督徒布道家，” 傅希秋说，“他的影响力在20世纪新教基督徒里面是无可比拟的。”
流亡美国后，傅希秋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支持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成立和运作，也协助不少异议人士逃离中国。
傅希秋说，葛培理牧师一家与中国渊源很深。他的岳父钟爱华（Lemuel Nelson Bell）早在1916年就是美南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在中国苏北仁爱医院做手术医生兼行政院长，无私地为中国人民奉献、服务了25年，直到1941年离开中国。他的太太钟路得（Ruth McCue Bell）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17年，但是葛培理对1949年以后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并不了解。
“在中国时，他和李鹏见面，中国官方‘三自’领导人给他灌输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多么伟大，多么开放。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把他看成第一统战工具，千方百计地想利用他的影响，” 傅希秋说。
《纽约时报》1988年4月16日的一篇报道记录到，“葛培理这位南方浸信会成员拒绝具体谈论与李鹏的会面，将这些问题推给中方。当被问及他对上星期才就任的李鹏印象如何时，这位福音派牧师说：‘他的温和，还有他的好奇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显然非常懂宗教。’”
这篇报道还说，在采访中被问到因信仰被监禁的中国基督徒时，葛培理拒绝批评政府政策。他说，“情况已经能够比十年前好太多了。”他还说： “我认为积极的东西多过消极的。我认为宗教自由会增长。”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祺说，尽管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对不同政见者、藏人、维吾尔人的打压也越来越严重，似乎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局面，但是不应因此苛责葛培理牧师。
他说：“我认为宗教是超越政治的。葛培理、还有达赖喇嘛，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精神。这种传播可以让宗教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加宽容的发展。”
”达赖喇嘛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就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他强调说。
星期三（2月21日），有着美国“国民牧师”、“总统的心灵顾问”之称的葛培理牧师在他北卡罗来纳的家中去世，走完了他99年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