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王沪宁在北京的一个仪式上。“人们称他是三位最高领导人背后的大脑，”一位中国专家说。 JASON LEE/REUTERS
1994年11月28日，星期一。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上博士生课，讨论“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和道路”。听完一位博士生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线索归结为“不均衡社会中民主政治的不均衡发展”等看法后，王沪宁谈了他的想法。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他给学生们讲。“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渐渐进入中国，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进入，西学东渐。这些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乃至我们今天的人看问题时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它们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分析中，我们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价值参照系‘辐射’过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是容易受到诱惑的，”王沪宁接着警告学生。“人在自己的欲望没有满足之前，总是向往着它。人受到金钱、美丽、权势的诱惑，人多是凡人。在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状态中，这样的诱惑既是动力，也是阻力。社会的进步和矛盾往往是人所受到的多种诱惑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近代以来，最大的一种诱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诱惑。”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沪宁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习近平的领导班子主管意识形态。在即将召开的19大后首次“两会”上，一直保持低调的王沪宁作为常委在会议上的首次亮相，我很关注。升官之后，他作为拥有更多决策影响力的战略家，如何体现“打扫我们的价值系统”和“解脱民主政治的诱惑”这一学术论点，人们将拭目以待。
为了解开一些疑问，我最近读了王沪宁1995年1月出版的沉思录《政治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王沪宁当年以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的身份进入中央前夕出版的，也是迄今为止王沪宁公开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那是中共经过“天安门事件”与“南巡讲话”，正在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后冷战”时代。该书作为“名人日记”系列中的一本，根据自序的介绍，是王沪宁从1994年1月初至12月初，在“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穿外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的状态下写下来的“小小的思想享受”。
今日，身为习近平幕僚的王沪宁到底会有多少“思想享受”的空间？这一点在我看来算是一个谜，从王近期的公开活动与发言等也难以判断。2018年1月4日，他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的同时，向与会者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立破并举，突出工作重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做到王沪宁当前的位置，无论是谁，大概都要讲同样的话。不过， 王沪宁进入中央之前，其实早已开始系统地研究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
据我观察，他从学者到政治家，角色与任务发生了转变，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认识和根本立场却没有丝毫的变化。王沪宁始终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政治必须适应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在此过程中必须加强党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千万不能“全盘西化”。其毫不动摇的党性应该是王沪宁被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所信任和重用的不可或缺的原因。这或许也是没有地方执政经验的学者王沪宁打破不少观察人士的预测“入常”的一个原因。
至于王沪宁本人会如何看待移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届任期这一新发布的修宪建议，我认为，只要这一修改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都会支持，并站在战略理论家的角度用一切办法解决宪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在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习近平“新时代”里，王沪宁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体系似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落地与开花。回过头来解读他在《政治的人生》里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点。
苏联解体与西方“民主机器”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无非就是作为政治学学者的王沪宁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发展，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其前景。
1994年2月12日，星期六，王沪宁正在构思写给《瞭望》杂志的稿子（《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发表日期为1994年5月16日），打算谈中国的政治学如何对构筑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做出贡献。“最近一段国际发展态势也告诫我们：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他在日记中写道。“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植根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王沪宁接着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体制一体化和社会稳定的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
这段话令我想起了习近平于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
依我解读，王沪宁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自身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一个原因是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看法。
4月10日，星期日，他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书的最后一部分，名字叫“人化社会中的人化民主”。在他看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政治本身内在的矛盾，并把此称之为“逻辑反叛”。据他观察，民主政治从提出的基本目的来看是要推进社会整体和人的生命价值，因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的选择是政治应该符合人的要求，应该代表人的生命价值。但如今，“民主政治本身已经成为为民主而民主，或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不是为人的生命为民主，”王沪宁写道。“实际上，民主政治本身也越来越脱离了人本身，发展成一部庞大的政治机器……政治机器控制人。”
权威主义的必然性？
通往当前执政风格之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在王沪宁1994年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做过探究和确立。
1994年7月19日，星期二。王沪宁要写维护中央权威的文章，说“难点是分析维护中央权威的必要性。现在需要再认识社会调控的体制设置，确定比较明确的体制和规范。”经研究，王沪宁提出的基本认识是：中国的发展需要能够对整个社会统一进行调控的权威。作为这一认识的基础，王沪宁提出：“社会发展出现极度不平衡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开，要求统一领导来适度平衡，保证社会利益和福利相对均衡地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
王沪宁似乎23年前已经认为，党中央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来有效治理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分散、多元的权益需求，以及日益扩大的不同地区之间或阶层之间的悬殊，而为此关键在于党内部和本身的治理。这就是今天习近平高度重视，到处呼吁的“从严治党”。
尽管如此，纵观这本书不难发现，王沪宁是认真、系统研究过中国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他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他还认为，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应该解决四个问题：一，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二，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三，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四，伦理民主和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1994年2月12日，星期六）。
而23年后的今天，中共高层公开谈论的“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仅限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8年1月18至19日，十九届中央二次全会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我感兴趣的问题则是，王沪宁是如何评估中共在后冷战背景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变迁的，以及23年前提出的四点又是如何呈现于今天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当中的。毕竟，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掌门人，王沪宁在这段时间以来确实是有着直接的权力和机会策划和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
反“超腐败”
在王沪宁的眼里，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994年6月2日的清晨，王沪宁把正在写作的《革命后社会的政府》一书中的“政府领导方式”一章修改好，他写道：“党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纵向的控制系统，也是一种稳定系统，一种协调系统。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党体系，一个高效率的、低成本的、清廉的体系，深入到社会的大众去的体系。”
谈到“清廉的体系”，王沪宁曾于1990年出版过《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一书，而在1994年6月5日写这本沉思录的时候，王沪宁准备增加新的概念，作为讨论腐败活动在中国的发展趋势的框架，他把趋势概括为从低量腐败到高量腐败；从低层腐败到高层腐败；从低质腐败到高质腐败；从浅层腐败到深层腐败。7月28日，星期四，王沪宁正在写关于当前腐败的文章，提出“超腐败”的概念，认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的腐败“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不能比拟”，并主张“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
从这些表述不难看出，作为学者的王沪宁早就开始关注并研究腐败问题给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这样的王沪宁更有可能大力支持习近平自从担任总书记以来通过制定八项规定、纠正“四风”等方式推进从严治党，以“老虎苍蝇一起打”为口号大力开展的反腐斗争。
中国会不会乱？
1994年9月28日，星期三。当时，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王沪宁认为这是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决定》，他在书中写道：
“改革和建设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如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转换国营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加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整顿流通和价格秩序，控制通货膨胀，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克服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定秩序的失控、失衡、失范和失序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体系等方面，都十分艰巨，消极腐败现象、丑恶现象等还困扰着我们……因此，关键是执政党是否坚强有力，是否能够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
以上段落跟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习近平新时代”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化学效应”，尤其在王沪宁谈到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上。
1994年4月27日，星期三的清晨，王沪宁读一本讨论中国未来的访问式的书。访问者的问题集中在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上。Y教授认为很有可能乱，一种“强人政治”结束之后，新的强人能否产生至关重要。而X教授就认为不会乱，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王沪宁指出“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王沪宁认为，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当然有很多方面是‘暗箱’，如何来透视不容易。如果把‘暗箱’变成了‘明箱’，问题就制度化了，”王沪宁接着补充道。
不能不政治
王沪宁在本书自序中坦承之所以起名为《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10月8日，星期六。王沪宁写到自己的幸福观。“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就没有痛苦。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炼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的王沪宁，如今是如何看待“政治的人生”的，我很好奇。倘若有机会，我最想问王沪宁的则是：今天，您幸福吗？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日本作家，现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中文专著有《我所发现的美国》、《中国的逻辑》、《爱国贼》等。“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