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 运动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而十年文革的浩刼，更让全中国民众都仆伏在暴君的腳下。终于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宣称停止阶级斗争，进行“改革开放”。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十年中，中国大陆虽然仍是一党专政，不是民主政权，但比之毛年代的专制有所放松。民众有了一点极其有限的表达诉求与意愿的自由。但这种暂时的进步，隨着6.4屠杀槍声的响起，瞬间便化为乌有。而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对思想意识、文字、言论的管控压制与日俱增，日甚一日。特别近年来，政治冤狱已遍于国中。异见人士，普通公民，甚至依法维护公民人权的律师都不断遭受迫害监禁。尤其是许多异议人士在监狱或拘禁中竟被当局迫害致死。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外，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2013年因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而被当局拦截拘留，并于2014年初因得不到医疗照顾死于监禁中。其他如李旺阳，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异议作家杨同彦、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等等。如此残暴令人发指！
更有甚者，反对流氓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恶行，要求维护妇女正当权利的诉求也横遭打压不许发声, 武嵘嵘、李婷婷、王曼、韦婷婷、郑楚然等人甚至为此鎯鐺入狱。一时之间神州大地民众重足而立，万马齐喑。而阿谀逢迎，则大行其道。表扬与自我表场成了天朝的第一流行时尚。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什么“中国已经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甚至连中国所处的时代，都要在前面以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加以命名。这是当年“毛太祖”都未曽达到的“高度”。 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社会就只能呈现出一派“黄鐘毀弃，瓦釜雷鸣”的悲惨景象。
然而就在如此令人窒息、绝望的气氛里，终于像在寒冬的夜里听到了一声惊蛰的春雷一样，一位知识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怒吼。2018年3月22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沉简教授，借戊戌变法、北京大学建校120年以及纪念前校长蔡元培等事为契机，发表了一篇题为《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的文章，大义凛然地怒斥：“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 接着又称“自由是有骨气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这样的典范”，但历史上“有脊樑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软骨头甚至为虎作倀”，“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为自保而诬陷同事、为加官进爵而落井下石”。李沉简在文章中还大力点赞了民国时代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指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外表谦谦君子的蔡元培，早年组织反抗清朝，暗杀清官，任校长后先后8次辞职以示不满”， 因而认为这才是“一个挺直脊樑、拒绝做犬儒的男子汉”。 这篇文章在该学院的微博公众号《大帅直通车》上发出， 李教授发文后隨即宣布辞职以示抗争到底的决心。接着，副院长张旭东、院长鄂维南亦一同辞职。而当局也立即采取行动，文章迅速被“河蟹”（屏蔽删除）。李教授所在的学院更遭秋后清洗算账，不仅公众号被关闭，更有3名教师被迫辞职，而校内学生则逐一被要求删除已经转发的文章。
自从八九六四以后好多年来，再也没听到如此酣畅淋漓、掷地有声的快人快语了。六四惨案以后，当局左手拿着鲜血淋淋的屠刀，右手拿着鈔票、党票与官票，逼着中国的知识份子做一道“二选一” 的“选择题”，即要么低眉折腰事权贵，唱颂圣赞歌；要么失业下岗甚至进监狱去赏鉄窗风光，等着“非正常死亡”。当局正是利用人性中这样的弱点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便把广大知识人群尽置于党国的管控之下。这是一党专政霸国的极权主义政府具有的特殊功能。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极权专制政权它把国家与民众的一切生产与生活的资源，通通都抓在“手”上据为己有，几乎到了离开了这个“党和政府”， 人们就无法生存的地步。这在毛泽东统治的近三十年中更被发挥到了极致。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被“划地为牢”地圈定在一个极小的生活空间里。农民被“圈定”在本乡本土一块极狭小的土地上，只能在那儿“土里刨食”。而且“刨”出之“食”，还得由当地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来“分配”，给你多少你才有多少。这比中共当年斥为 “地主剥削” 的“封建经济”，更黑暗、万恶百倍不止。无以名之，只能叫“极权专制下的农奴经济”。说这些农民是农奴，不仅因为他们被剥夺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1960年前后全国大饥荒饿殍遍地。河南等地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竟然还得必须由他们所在的大队批准并开具“证明”。主要是“证明”此人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类的“阶级敌人”，然后才有“资格”去外地要饭逃荒。换言之，地、富、反、坏之类的“阶级敌人”那就连讨饭当乞丐的“资格”也没有了。
至于当时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同样衣食住行都握在一个个“单位领导”的手里。甚至你要讨老婆、生孩子也得“单位领导”同意批准才行。而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块饼干要糖果票。最后甚至还弄出了什么肥皂票、牙膏票……总之民众的一切的经济来源、生计命脉都掌握在当局的手里。只要你敢稍逆当局之意，便可叫你明天就有断炊之虞，就无房可住。因此难怪有人感叹：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那些记者、文人、教授，就敢与国民政府据理力争，甚至对蒋总统也公开嘲讽、笑骂。而同样也是这些人，到了毛太祖年代，一个个便像得了“软骨病”似的。不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至少“名义上”是“在野党”的领导，只要太祖一瞪眼，一拍桌就吓得连忙检讨认罪。这世上有谁见过共和党的领袖会向民主党的总统认错？保守党的主席会向工党的首相检讨的？而堂堂大学教授，知名作家、记者、文人不但让当局任意泼“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的污水，不但不敢据理力争，且争相自辱、自骂，几乎众口一词“圣上英明”，“臣罪当诛”。犹嫌不足，还互相揭发乱咬，争取“立功赎罪”。最后，民族精英，全军覆没；知识阶层，斯文扫地。实自中华有史以来从未见过之怪现相，丑现象。究其因由，除极权专制的暴力镇压手段的残酷之外，人们被剥夺得比《资本论》中定义的“无产阶级”还更“无产”，而且一切的社会与维系生存的资源，一切求生的途径都掌握在专制极权者的手中，使全中国民众陷入一个不作臣奴便无法生存的境地。哪怕你作贩夫运脚，隐于山林也不可得。
虽然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当局控制全社会资源的总格局并无多大改变。当年曾有人调侃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别处不留人，我当个体户”。话，可以如此轻松调侃，真正作起来则是另一码事。如果你只是与某单位领导不睦，也许还可另觅“留人处”。但如果你一旦得罪了“我们伟大的党” 谁还敢“留”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著名作家余杰，北大教授夏业良，还有著名记者笑蜀、昝爱宗、焦国标、包月阳、王克勤……以及南方报业集团中许多优秀编辑、记者，一且被当局在政治上打入“另册”， 就没有哪一个新闻单位或学校敢用他们。
这些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毫无疑义是精英，但若去当“个体户”肯定不合格，年纪都不小了，这个“转型”谈何容易？而且你即便当成了“个体户”，当局也可通过城管、工商、税务、警察来天天骚扰你，直到你关张大吉。所以这些朋友除了“学习”孔老夫子“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远渡重洋流亡异国外，留在国内就只好沉默甚至屈服。有的人甚至便去为虎作倀，或出卖良知当马屁精。或人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被当局整治的“负面榜样”，不言而喻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对当局“维稳”十分有利的“正能量”。说得直白点就叫“杀鸡儆猴”。你们看见夏业良、余杰、笑蜀等人的“下场”了吗？谁敢不听话，明天你们的“饭碗”就会被砸！不要忘了，一切的社会资源和生活途径都掌握在“我党和政府”的手里。所以你们还是最好不要去谈什么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更不可批评“我党”，否则，能有“好果子”给你吃？这就是当今中国为什么会如此万马齐喑，没人敢说真话，敢表真态，逢迎拍马大行其道的原因。
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教授拍案而起的这一声怒吼，终于证明，还是有人不怕进监狱，不怕丟飯碗。极权统治再霸道，人类良知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必然还会薪火相传，继续顽强地燃烧。因而有不少网民，在看过这篇文章后，都大讚李沉简教授的高风亮节，感叹“又见知识人的骨气”！“终究有人豁出命去讲几句真话了”！ 更有人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火种顽强地燃烧。在北大，蔡元培、马寅初、胡适、林昭……承载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严。在民间，遇罗克，张志新，吴淦，陈云飞，谭作人……不怕遭打击迫害的维权律师以及千万个联署支持并践行《零八宪章》的公民。这就是民心，民意。许多人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或以笔为旗的抗争，也至少要做到不出卖人的起码尊严和思想独立。
中国人正在觉醒，专制必然灭亡。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18年3月3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