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系荣誉助理教授 赖卓彬）
戴耀廷今年3月出席一个台湾论坛时，说了句：「反专制成功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成为独立的国家」。然后，香港政府、港澳办、中联办、建制派等一干机构，都不甘后人的指摘戴耀廷「鼓吹港独」，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日前更指，发表「港独」言论亦应属将来基本法23条立法考虑规管的范围。
虽然笔者翻看戴耀廷出席论坛时的讲话，怎样听都听不出他在「播独」，但声讨戴耀廷的行动一时之间波澜壮阔，令人以为一句「独立」，就足以令一个泱泱大国灭亡。一句说话，可以亡国吗？
这个貌似异想天开的问题，2500多年前已经有人问了。《论语．子路篇》记载，问「一言而可以丧邦，有诸？」的是当权者鲁定公，回答他的是孔子。孔子说：「话虽不可以如此说，但是，假若当权者说的话不正确，却没有人敢违抗，不就近似于一句话便丧失国家么？」若从孔子这番说话来看，今次戴耀廷事件，焦点其实不（应）是戴是否支持港独，而是当权者有没有让民众指出他们错误的自由，亦即讨论政治的自由是否足够。
《尚书》就记载，在夏朝亡国暴君桀的统治下，曾有人发出「这个太阳（桀自比太阳）为甚么不消失？」的言论。而孟子曾当面质问齐宣王，如果王认为将自己的妻子交给朋友照顾，而朋友疏于照顾的话应该绝交，将领土交给官员管理，而官员管理不好的话应该被罢免，那么当权者治理国家不好，那该怎么办？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更引用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着梁惠王的面，痛斥这个当权者，自己厨房有肥肉、马廐有肥马，却令百姓捱饿，简直是「率领禽兽来吃人」。
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古代的中国尚且容许当面批评当权者的自由，甚至有诅咒当权者的言论流传于世。但今时今日，我们可有相同的言论自由，去批评当朝的执政者？我们见到的是，2017年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代表政府重申：「我们不希望看到用一个所谓言论自由的空间钻空子，去鼓动『港独』这个理念」云云，2018年的香港，特区政府对戴耀廷上述的言论「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言论自由警惕当权者
但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为何还要容许其存在？笔者想到至少两个理由。19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JS Mill）就以春秋战国的古代中国为例，指出社会进步，必须建基在容许批判、挑战世俗的自由。容许歪理存在，其实就是容许大众透过反复讨论，使真理越辩越明；一旦国家一锤定音，立法禁止某些众所周知是错误的言论，这样反而令大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所谓真理」。墨守成规会阻碍文明发展，令整个社会都蒙受损失。因此，「阻住地球转」的，往往就是遏止言论自由的当权者。
可能有人会问，不论戴的言论有否「播独」，这跟批评当权者有甚么关系？如果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又怎会有民众响应推翻当权者去另立政权？因此，另一个容许自由讨论政治的理由就是，那些对当权者的批评，甚至是对建立新政权的向往，其实是当权者统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寒暑表，反映民心向背。容许这些言论在社会上流通，并非因为这些言论都有道理，而是为了让当权者随时都有所警惕。国家治理每况愈下，种种挑战现政权的想象就会应运而生，为当权者敲起警号；反之，只要当权者一日都众望所归，所有挑战政权的言论自然会没有市场。
因此当香港社会出现对港独的讨论，执政者首先强烈谴责的不应该是他人，而是自己。要阻止港独的讨论流行，依靠的不应是严刑峻法，而是以良好管治赢取民心。所以，笔者对现在北京、香港政府的做法十分忧虑，无论怎样看，政府容许我们讨论政治的自由，都比二千年前只少不多！到了所有不为当权者所喜的言论都被法律所禁，对政治纵有不满，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失去了政治警钟，不代表就没有了政治危机，只是当权者再也收不到政治警报的讯号而已。所以，孔子对我们的告诫言犹在耳：「将所有挑战当权者的说话都立法禁绝，而没有人敢违抗的时候，小心一言丧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