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有“奇人”之称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告诉他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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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时年87岁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回忆的是1949年四川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往事。贺老总是贺龙，解放西南的解放军总指挥。1981年的知识界，好像还不是流行写这样回忆解放初的文章之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经历几十年风雨沉浮的任乃强先生，文革结束后为什么突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文字。这篇回忆文章说到，当初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这位著名藏学家，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曾经告诉这些将要管理西藏的共产党官员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藏学家任乃强

四川出奇人。了解任乃强的人，都认任先生为奇人。文革初起，全国一片混乱，知识分子被追打得走头无路的时候，任先生却于1969年秋回到南充老家乡下，在山上的岩洞里盖起几间石屋，隐居下来。四川武斗，闹得天翻地覆，任先生却在这里睡石床，用石桌，粗茶淡饭，潜心读书，写出了学术专著《周诗新诠》及传奇小说《长生岛》。

文革后，任先生复出，以九十左右高龄，多有学术著作。任先生似乎有先见之明。1989年2月在写作中突然中风，不到一月去世，于6月4日葬于他隐居过的石洞里。

在学界，任乃强先生的名气在于他对藏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藏地康区的了解。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

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

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

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

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1943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1946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

比如，现在谈论国际政治上的“西藏问题”，即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首要讲清的是“什么是西藏”。在西藏问题上摸不着边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西藏是什么”上糊里糊涂造成的。任乃强先生早在75年前，1933年，就专文指出：把国际政治中的“Tibet”对应汉语中的“西藏”是“最大的误译”：“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两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赏藏之康地，请于江达与西藏划界。旋由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请以丹达山以东之地建西康省。民初，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是今之‘西藏’二字，又只能包括卫、藏、阿里三部。至于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转译。土伯特为亚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及西康之地，西人皆称曰Tibet或Tibetan.”（任乃强：《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贺龙以外，当时在座的还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这些人将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他们执政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