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20年的北大性侵案（网络图片）
二零一八年清明节，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在二十年前性侵学生高岩、导致高岩自杀的往事，被定居加拿大的北大毕业生、高岩的室友李悠悠在网络上发文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两天之后，北京大学及沈阳目前任教的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被迫正面回应公众之质疑。
北京大学校方承诺重新“核查”此事，承认沈阳在高岩自杀事件中负有责任，当年即给予其警告处分。然而，如此衣冠禽兽，为何能够继续留在大学老师的岗位上？而且，二零一零年沈阳调往南京大学时，北大校方并未将此一“历史污点”转告南京大学。北大校方的包庇之罪及“祸水南引”的做法，在网上引发更大的批评。有北大学生向校方申请政务公开——公开当年校方讨论处分沈阳的会议记录，却遭到学校保卫处的恐吓。
而南京大学文学院在一份声明中特别强调，他们对沈阳过往的性侵行为并不知情，对于引进人才过程中的疏漏向校友和公众致歉，并决定停止不符合基本师德的沈阳的教学工作。而上海师范大学则直接宣布解除与沈阳之聘约。尽管迟到的正义很难说是正义，但色狼老师终于曝光于天下并被赶下讲台，至少可以保护其他学生不再成为同样的受害者。
作为老师的沈阳对待作为学生的高岩，名为师生恋，实为性侵害，致使其怀孕之后又矢口否认，高岩羞愤之下自杀身亡。而沈阳在十七年后撰写的一篇洋洋得意地总结其六十岁的学术成就的文章中，居然再次向死者泼脏水，说死者是精神病，他感到愧疚的仅仅是“没有给死者更多的帮助”。这种恶劣的言行引发当年知情的高岩的同学们的愤怒，纷纷撰文谴责这个逃脱法律惩罚的性侵罪犯。
高岩冤死二十年后，沈阳的性侵恶行何以再度浮出水面？原有有三。
其一，揭发者全都旅居西方，有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不必担心遭到加害者及其依托的庞大的体制的打击、报复。此次率先揭露沈阳的北大毕业生李悠悠，曾在美国攻读法律硕士，后旅居加拿大。其他两名揭发者也都是北大中文系九五级毕业生——任教于美国索思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徐芃和任教于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王敖。两人都以实名发文表示，沈阳与高岩的死绝对有关，警告沈阳不要再说谎。而高岩当年的班主任、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王宇根也公开发声，对高岩的离世表示自责和惋惜，并表达有义务追思高岩的死因。他未点名地要求与事件有关联的人基于「良知」，向高岩的父母表达歉意。
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四名揭发者都在西方社会及大学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任教于西方大学，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观，不依赖于中国的学术体制及利益集团，故而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就连加害者沈阳色厉内荏地警告要用法律手段追究“造谣者”时，也不禁叹气说“他们都在国外”，言下之意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背后保护这些“坏人”，“我党”（沈阳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不能让他们噤声，真是遗憾。
中国人只有到了西方，到了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地方，才能“我口说我心”。道理很简单，那些仍在中国的大学、政府或媒体工作的高岩的同学，不可能站出来揭露黑幕——谁敢挑战深不可测的“潜规则”呢？除非你此后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高岩母亲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及一位如今在电视台工作的高岩的同伴同学，这位同学多年爲高岩扫墓，关心老人的生活——但老人不敢提及其真实姓名，而使用化名。因为她深知，在中国，好人从来没有好报，这位女儿的同学有体制内的身份，在这个连翻一个白眼都可能失去工作的国度，谁敢不保持“低调”呢？这就是“身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专制制度下，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真相，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刘晓波的命运就在眼前），若要卑微地生存下去，就只能与谎言共舞。
其二，此一事件在二十年前波澜不惊、在二十年后却成为万众瞩目的新闻，还要拜网络及社交媒体所赐。网络时代，专制政府绞尽脑汁地控制信息的传播，却再也无法一手遮天了。二十年前，高岩自杀之后，沈阳被某些学阀保护过关，北大中文系有不少师生对此严重不满，甚至有人酝酿去三角地贴抗议信，但马上被系上的老师劝阻。我本人写过文章谴责此事，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发表——传统媒体都姓“党”，知道北大的事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北大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那时，网络还没有流行，我的文章只能锁在抽屉里不见天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网络成为新兴的媒体，不仅是个体表达意见的平台,还成为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工具。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可以在两个层面得到体现。第一，网络媒体通过自己的报导，揭露问题。此次事件中的几位揭发者，都不是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而是直接将文章发表在网上，通过社交媒体得以广泛传播。第二，在网络上形成公众意见，产生舆论压力。在中国的网络上，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当然立即遭到删除，发言人甚至会遭到警方的追究；但像类似的揭露性侵的文章，一般会有数小时甚至一两天的生存期，即便原文被删除，在其他地方却已广为流传，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由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网络及传统媒体的言论尺度日渐收窄，“莫谈国事”的紧箍咒越来越紧，媒体和民众都处于某种严重的“信息饥渴”状态。此种新闻事件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巨大的空缺。而且，一般民众乐于看到体制内的人（虽然学界算是体制之边缘领域）出丑。于是，就连传统媒体也纷纷跟进，抢在被宣传部叫停之前，对此事件给予地毯式报道。一向高高在上的北大，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给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应，却不敢像此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封杀、状告揭露北大情色交易的经济学教授周恒甫。
第三，此一事件发酵，其大背景是由美国辐射全球的“Me Too”运动，即以女性爲主体的反性侵运动。二零一七年十月初，好莱坞资深制作人哈威·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丑闻被媒体曝光。十月十五日，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标签的状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Me Too”成了反性骚扰的标签，「Me Too」运动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国的许多女性名人勇敢说出曾受性侵、性骚扰之遭遇，挑战男权中心主义的架构。而许多道貌岸然的男性成功人士（包括好莱坞制片人、导演、体育教练、医生、官员、议员乃至教会的牧师）以前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如今遭受舆论谴责、司法调查，失去了原来显贵的身份。「Me Too」运动对其他掌握权力和资源、蠢蠢欲动的男性亦是莫大的警戒。
但是，在儒家男权专制文化根深蔕固的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女性要维护自身权益仍难于上青天。二零一五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五名中国女权人士计划发起倡导公交车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活动，并印制了「防止性骚扰」贴纸，提醒女性如何防范色狼。但是，活动还未开始，五人分别在不同城市遭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引起中国国内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声援。一个月后，公安机关向检察院申请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正式将五人逮捕。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五人先后获保释候审，但从此被噤声，甚至有人在高压下按照当局的口径发表自我否定式的言论。
此次在「Me Too」运动的影响下，中国至少在学界出现了女学生揭发导师性侵的多个案例。然而，学者吕频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表达了中国校园防止性侵的悲观预期。她认为，在中国的校园中，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这两种权力不对等是同构和相互掩护的。其症结在于父权性的权力体系，其特点之一是对其内部各层级成员的普遍的系统性的保护，这是体系对内维持效忠，对外保持合法的关键之一。因此，要一个这样的权力体系例如大学，和一个早已与其利益共生的长期成员切割，简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开，或者把盐从水里抽出来一样困难。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努力在一件件的个案中伸张公义，慰藉受害者，揪出色狼，至少让其付出声名狼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