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胡适（网络图片）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的小同乡。他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1912年被选为广东籍的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陈垣潜心于治学和任教，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
1926年前后，陈垣结识了在北京学界有很大势力的国民党人士沈兼士。在沈兼士和他的哥哥沈士远、沈尹默以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的鼎力支撑之下，陈垣从1926至1952年，一直担任有天主教背景的私立辅仁大学之校长。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陈垣从1952至1971年改任北师大校长。没有正式学历的爱新觉罗·启功，就是在陈垣栽培下成为著名的教授和书法家的。
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应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逃难，被陈垣等人所拒绝。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家中步行到西直门，迎接所谓的“解放”。
被“解放”的陈垣，在194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效忠过关的表态文章《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陈垣接着介绍了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认定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在立场上“有着他基本错误的”。然后明确宣布写作这封《公开信》的目的：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流亡美国的胡适，是1949年6月19日读到陈垣公开信的英文译本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Dec.13’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语，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
6月21日，胡适读到《华侨日报》转载的“陈垣公开信”的中文版本，又在日记里写道：“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伶惜！”
1950年2月1日，胡适在《自由中国》2卷3期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再一次宣称中国大陆“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事实上，陈垣的这封公开信并不单纯是他的个人行为，为他修改润色这封信的是来自延安的第一号红色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的妹妹范谨，是当年的天津市长黄敬也就是俞启威的太太，黄敬早年在青岛山东大学充当地下党领头人是李云鹤的同居对象，是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黄敬的儿子俞正声，是刚刚卸任的政协主席。拥有如此复杂深厚的人际关系的范文澜，自然不可能风平浪静。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1966年的所谓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组织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到他时特意走过来大声说道：“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澜因此大难不死逃过一劫。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
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去世。同年10月31日，周恩来批转《为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报告》给陈伯达，要求陈伯达继续负责《中国通史》的编写，并说“这个任务很重要，这是主席交给的任务”。在此之前的1968年12月18日，熬不过一次又一次残酷批斗的另一位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已经与妻子一起服药自尽。与翦伯赞同为文史专家的陈寅恪、吴晗、吴宓等人，在“文革”期间也先后忍辱去世。
已经高龄的陈垣“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据说是他的家人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写过求情信件。陈垣晚年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他有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出版问题时难过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正寝于北京，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