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义工冬雷报道）3月5日是中国人大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召开日，北京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各信访口人头涌动，截访与上访人交织在一块，甚至有些地方截访人比上访人还多。各地截访的人公然在各信访口拦截、绑架信访人。据今天上午先后到高法、高检与人大信访口观看的一徐姓访民给维权网反映说，他一个上午就在这些信访门口看到了不小于50次的截访绑架与殴打事件，尤其今天上午10点来钟在最高法院信访口还发生了访民怒砸截访车的事。
徐先生说：“今天上午我在最高法院前看到一个外地来截访的警察，他居然冒充是北京警察，但却开着辆江苏车牌的车。在他想拦截一个访民时，受到了那访民的反抗，同时激起了周围其他访民的不满，于是一批访民涌上去将那个截访者围住殴打。当时整个场面出现混乱，在场大概有三、四千人。愤怒的访民砸坏了那辆江苏牌子的截访车。后来有截访人报警，北京警察赶到现场才控制了局面，将那个被殴打的警察救了出来。让人深思的是，在这个混乱的围观殴打过程中，我居然听到有截访的人也在那说：‘我们也对截访表示抗议，我们反对地方政府强迫我们来截访！中国就应该实行多党制，来控制官僚腐败，避免产生上访群体，而不能通过这种拦阻的方式来控制上访。’我认为政府中一些参与截访的人士良知也在不断复苏，对非法的截访也表示厌倦了。”
今天本网义工还采访了来北京上访而被截访控制的人士。
3月4日晚上，湖北武汉十多名访民分别被从南站附近的一些招待所中抓往武汉驻京办，有的访民坚决不离开所住的招待所，于是武汉政府截访人员就三四人控制一人，就地对他们进行软禁。本网义工联系到一位被控制在北京南站长途汽车站隔壁一招待所中的访民刘新群。
义工：刘女士，您好！请问您现在情况如何？是被控制在什么地方？
刘新群：我现在在北京南站长途汽车站隔壁招待所的房间中，有四名武汉政府截访人员在控制我。我不能出去，他们动员我返回武汉。
义工：您这个招待所叫什么名？有多少人跟您一样被控制在里面？
刘新群：我现在在楼上，没有下去看这个招待的牌子，不记得叫什么名了。原本还有四个人跟我一块的，但昨天晚上武汉截访人将他们带走了，现在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
义工：截访人对您有什么人身伤害与虐待没有？
刘新群：那倒没有。只是不让我前去反映问题，要我跟他们回去。
义工：那您到北京来上访主要反映什么问题？
刘新群：我是在2000年4月与丈夫离婚时，法院对财产裁决不公，由此我只好上访，居然九年来都不给解决。
随之义工又打通了另一武汉访民邱先生。
义工：邱先生，您好！您现在在何处？还方便行动吗？
邱先生：我现在正在最高法院接待大厅中。（从电话中嘈杂的声音可以听出有扩音器在叫人的名字，那可能是叫访民约谈的。）行动不是很方便，因为有个截访人员跟着我啊。
义工：听说昨天晚上您们武汉一批访民被抓走了？您又被放出来了？
邱先生：昨晚武汉截访人来时，我坚决不跟他们走。于是他们就在我住的招待所中监控我，今天我到最高法院来反映问题，一个截访者就一路跟着我。他们可能害怕我们闹事吧。但是跟着我的人一直动员我回去。我真不愿意让他跟着。
邱先生说着手机中传来“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吧！”。之后电话挂断了。
义工随后又采访了湖南长沙到北京上访的人。3月3日长沙谢福林等五名来北京的访民，被北京警方抓住交给长沙驻京办，随后谢福林兄弟两人于5日早上被送回到了长沙，还有另外陈作勇、汤竹芳、汤铁苗三人至今仍然被控制在长沙驻京办中。本网义工与他们通了电话。
义工：请问您是湖南长沙的陈作勇先生吗？您现在情况如何？
陈作勇：我是。我现在还在长沙驻京办中，他们（截访人）将我们控制在这里面，不让出去。他们说今天晚上6点钟一定要送我们回去。但是我们来北京反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不愿意回去啊。您跟汤竹芳说吧。
由于电话中传来很嘈杂的说话声，显然截访人员就在他们身边，陈先生可能不太方便说话，就将电话转交给了汤竹芳。
汤竹芳说：我们现在还在驻京办中。我姐姐昨天在驻京办跟来截访的人发生了争执，结果我姐激愤之下昏迷了过去，后来被送到了宣武医院抢救，醒来后输了液，现在回到驻京办中打吊针。长沙新兴区的政法委书记过来了，他要求我们回去解决。我们房屋被强拆都九年了，全家九口人生活没有着落。多年来反映问题就是不给解决，现在又叫我们回去。我们不愿意，但是他们控制了我们。估计今天晚上可能要被他们送回去了。
中国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原本应该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会议，结果成了拦截围堵全国上访群体的盛会，全国大批访民在这个期间都被各地政府的截访人以绑架、软禁、关押的形式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这种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与两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与当局依法治国口号相反的，希望中国当局尽快改变变种状况，真正落实对人权的保护，让权利受到侵害者有畅通的申诉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