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政坛上，翁同龢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父亲翁心存当过咸丰皇帝的老师，而他本人是咸丰皇帝钦点的状元，故人们称之为“天子门生”；他本人先后充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老师，故又被人们称之为“门生天子”；他一生都任京官，不曾外放，当过刑部、工部、户部的负责人，曾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发现诸多疑窦，打动慈喜太后下令重审此案，让蒙冤者得以昭雪；他出生江苏常熟，长期掌管财政大权，入值军机，成为大学士，深受光绪皇帝信赖，一度权倾天下，故又被尊称爲“常熟相国”。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翁同龢实现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之梦想，更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之“三不朽”人生目标。他应当为此心满意足吗？
然而，想当“太平宰相”的翁同龢，偏偏遇到沧海横流、疾风暴雨的时代，被惊涛骇浪冲到天涯海角。他在最辉煌的人生顶点，突然遭朝廷罢黜，晚年幽居乡里，“凄凉到盖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高阳
的《翁同龢传》一书，对传主既有同情，亦有批判；用小说家娓娓道来、纵横捭阖之笔法，却又字字句句皆有出处、考据绵密、铁证如山；表面是在写一名儒生“生不逢时”之悲剧，背后却是要解析中国近代化“屡战屡败”之根源。
在万国竞争、不进则退的崭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定格于“高度内倾型”的国家结构，只能被动挨打，学者王鼎杰在《复盘甲午》一书中分析说，“晚清始终没有也不愿直面一五零零年以来的国际政治事实，甚至迟迟不愿承认这世界还存在对等的外交对手”，“晚清的身躯虽然进入了这个新时代，头脑却还停留在有内政、无外交的传统格局中，始终无法形成敏锐的外交感，自然难以捕捉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如此势必影响到国家战略的制定”。作为决策者之一的翁同龢，受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之束缚，不能吐故纳新、不能与时俱进，故而“身与名俱灭”。
翁同龢并非人们误以为的改革派，而是守旧派。翁同龢被罢黜，并非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要剪除作为改革派领袖的光绪帝身边的羽翼，而是光绪帝本人不能忍耐翁同龢的守旧，主动下旨将其赶出决策层。翁同龢作为改革派领袖的身份，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为了拉大旗作虎皮，在翁同龢死后将其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反正翁同龢不能从地下起来摘掉这顶“康冠翁戴”的帽子。
翁同龢不仅不是改革派，而且是仅次于慈喜太后的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位罪人。他甚至也是甲午战败的直接责任人，他当时大权在握却不明世界大势和自身军备，自以为可以声讨东夷，却遭致无穷祸乱。此前，翁同龢在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削减军费，剋扣粮饷，仅仅因为他与李鸿章之间有私人恩怨。以私害公，祸国不浅。《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当时有一副对联讥讽翁李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合肥人李鸿章，下联「常熟」即常熟人翁同龢。翁同龢虽然不像李鸿章那样贪渎，但其财政政策守成有余、开拓不足，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主战派比主和派更误国
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是调门最高的主战派。光绪亲政，翁同龢以帝师身份成为朝廷重要决策者。他坚决主战，即便前线一败涂地，也不审时度势，而是顽固到底，给国家带来莫大灾难。主战派常常佔据道德制高点，让旁人难以批评之；其实，若不能战而强行战，主战派的危害远远大于主和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很多时候，主战派并非“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勇敢者，反倒是怯懦自私、胆小如鼠的人物。高阳从翁同龢早年的日记中即已发现其软弱之个性：翁同龢当上帝师后，请假回故乡常熟探亲，一路颇为风光，各地官员办差应酬，极为巴结。经海道由上海换船囘常熟时，系用小火轮拖带两艘“无锡快”，由城东绕城北。经昆山时，翁同龢记事云：“余本不欲走此路，恐其浅阻，又恐为乡人开此新样，而榜人以近数十里力持之，道出哗噪众观，可愧也。”
走这段近路和水路，既扰民，又过于炫燿，实非明智之举。但船家依仗东家的势力，悍然不顾。江南的绅权特重，有“文采风流、武断乡曲”之号。这一次，翁同龢身不由己地扮演了一出“衣锦还乡”之大戏。对此，高阳评论说：“翁同龢虽然是正人君子，却明知其不善而不能阻止，此性格中姑息懦弱的一面，是他以后误国误君的致命伤。”连一名小小船夫都不能控制的人，一旦掌握国家大权，焉能不坏事？
李鸿章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海陆军都不能战，翁同龢掌管财政大权，知道军费几何，当然也知道中国不能战。但在和战问题上，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自己的原则。他的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爲之地”，也就是说，打赢一场胜仗，让光绪皇帝立威、集权，将全部实权从慈喜太后那裡拿回来，以此为基础创建比拟康熙皇帝的丰功伟业。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变成“为主战而主战”，高阳谴责说，“实不能不谓之误国”。《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的评论更为不堪：「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藉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麽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若真是如此，不杀翁同龢不足以谢天下。然而，他只是被罢官回家，所遭之处罚实在是太轻了。
高阳对李鸿章的评价不高，李鸿章缺乏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也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素质——在与俄国谈判期间，为获得俄国的贿赂，与俄方签署“中俄密约”，这无疑是卖国的行径，李鸿章却不以为耻。尽管如此，高阳承认，若由李鸿章全权处理对日外交，清廷不至于落得“战和皆无可恃”之境地。高阳对李鸿章之处境充满同情：“当时最痛苦的是李鸿章。好比一场赌局，明知输定了，而仍然不能不悉索敝赋，凑赌注押在‘死门’上。而且输光了还不能一走了之，犹须善后；他早已料定了，将来谈和仍旧是他的事。当时如非翁同龢的牵制；则上有慈禧太后作主，内有恭王及军机支持，且外亦必有刘坤一、张之洞的默许，应该可以少输当赢，早就和得下来的。”看来，翁同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甲午战败后，慈喜重新起用恭王。恭王领军机后，第一件事是请撤书房，这完全是针对翁同龢而发，“因为翁同龢之在书房，犹如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权侵政府，为恭王所不能容忍”。翁同龢在中枢经营多年，通过担任主考官选拔不少人才，但并未形成一个铁杆的派系，时人形容说，翁「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所以无法像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那样成就一番大事业。
维德、李鸿章与翁同龢的“三人转”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检举其兄翁同书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兵败弃守逃亡，终身与李鸿章结下私怨。儘管如此，翁同龢一生事业的枯荣却与李鸿章紧紧纠缠在一起。
近代以来，为祸中国最烈的两大强国爲为国和日本。俄国共产党兴起并夺权后，对中国的危害更超过日本。在清末，“俄德勾结，军事外交并用，三翻四覆，波诡云谲，而穿针引线，哄吓诈骗，成于李鸿章之手，但翁同龢则应负最大责任，因为洋务、财政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其地位如维德在俄国。只是维德玩弄李鸿章于股掌之上；而李鸿章则玩弄翁同龢于股掌之上而已。”高阳对此有一番深刻的评论：“我一向以为庸臣握权，其误国甚于奸臣；当时胶州湾事件，如果交由李鸿章来处理，卖国反倒会适可而止；有翁同龢居于前列挡灾，李鸿章以内怨私仇，外受辖制，遂致咨意而为。”
中国与俄国的外交，不脱于维德、李鸿章与翁同龢之“三人转”。维德长期担任俄国总理，被誉为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政策制定人及俄罗斯宪法之父——他是一九零五年宪政《十月宣言》之起草者。在对华政策上，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之后，维德发起“三国干涉还辽”，积极主张俄罗斯向东扩展，并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由此，俄国得以在中国成立华俄道胜银行和修建中东铁路。有人以“俄国的李鸿章”形容维德，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中，他们两人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者——他们服务的两个帝国都崩溃了，但李鸿章推动现代化的成就，哪里比得上维德的百分之一？维德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时，发生莫斯科霍顿卡矿区群众踩踏事件，死了大约两千人。消息传来，当时维德正与前来祝贺的李鸿章交谈，维德说他要赶紧报告沙皇陛下。李鸿章则劝阻说：“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省份约有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添无用的烦恼呢？”维德评论说：“我自己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如果说翁同龢是深陷于传统文化沼泽地“旧派人物”，李鸿章是“半个旧派、半个新派”，那么维德就属于近代世界的人物，而不是“最后的古代大臣”。维德对沙皇的绝对专制和草菅人命深感不满，并预见到俄国将爆发可怕的革命。维德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九零六年，当他担任总理大臣时，接到索洛古勃总督发来的一份电报，谈到日瓦尔区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措施，请求维德对讨伐军队长里希特加以善言规劝，因为他连一点合法的样子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杀戮人民。维德把原信呈给沙皇看，沙皇看后交还维德，在描述那位队长屠杀人民事迹的几行字旁边草草批了几个字：“干得好！是条好汉。”维德对此不以为然。而沙皇后来全家遭布尔什维克枪杀的悲惨结局已然注定。维德虽然没有现代人权观念，但认为残暴是一种缺乏教养的行为，他标榜说：“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当然，维德的教养是欧洲贵族通行的教养，跟中国士大夫的教养的涵义截然不同。翁同龢则具备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教养：高阳如此描述“翁同龢的大臣之风”——在被黜以后，至少就表面来看，翁“雍容自在，毫无怨望；料理杂务，一如平常之仔细负责”。但高阳又尖锐地指出：“守礼安分是翁同龢的第一长处，但守礼安分者每短于应急济变之才。时势所趋，甲午以后，莫知其然而然地用其短，此真清祚不永的气数使然了。”
士大夫的失败与科举制的失败
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在《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一书中，根据晚清洋务干才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的文件指出，张氏认为皇上早先信任翁同龢，后来见到翁氏所主张的诸多政策，不合时宜，转而罢黜翁氏。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要与之行握手礼，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翁同龢出于儒家伦理，亦激烈反对，与光绪皇帝起了严重冲突。
查考翁同龢日记，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翁同龢对张荫桓起草的符合西方世界惯例的礼仪深感不满。他拦阻亨利亲王的卫队在南配殿等候，其举动之粗鲁，与主人和儒生的身份不合。在殿廷之上，他又大声呵斥对方，又要威胁捆人，其骄横跋扈之状形之于辞色，难怪光绪帝会生气。此后，德国公使海靖邀请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与张荫桓四名负责中国外交的重臣赴宴，其他三人欣然前往，翁同龢则故意缺席，跑去吃友人赠送的鲥鱼和熊掌，其对外人的轻蔑，已暴露无遗。翁同龢难道不知道，德国已是欧洲强国，刚刚夺走中国的胶州湾等地，如果德国愿意，随时可以派兵长驱直入，中国毫无招架之力。他在微不足道的礼仪上赢得面子、羞辱对方，难道就能改变国力强弱的鲜明对比吗？
翁同龢这样做，背后有其根深蔕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驱动。日本学者佐籐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中指出，士大夫的学问对象局限于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中国古典世界。关于人与社会的真理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士大夫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这些书籍，发现确切的答案。在古代世界，尚可“资治通鉴”；在现代世界，却已无法“刻舟求剑”。换言之，旧有的知识体系无法应对当下的时代议题：“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士大夫尽其所能、倾其所学，虽然提出了无数的对策，终究不能找到确切的解答。这是因为经过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诸国的力量——政治力、经济力与军事力——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閲中国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确切的解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