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网络图片）
一、四十年前在南京大学的礼堂里听胡福明老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该文的政治目的是从哲学理论的层面上来否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理论。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通过对党内不同意见人士的残酷打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确立。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新党章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阶段。1949年共产党将国民政府赶到台湾去，夺取了政权。经过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等一系列运动，独裁政权逐步建立。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推到了巅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对毛泽东的迷信发生了侵蚀。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大规模的非暴力抗议事件，毛泽东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时代本应该随着独裁者的死去而结束。但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所谓的两报一刊发表了名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将这35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用“两个凡是”四个字概括出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他们希望思想解放，他们渴望思想自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全国很大的震动。笔者当时在南京大学上学，这里的震动就更加剧烈，因为该文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二、学而优则仕
1978年5月，胡福明老师42岁。1955年胡福明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学习，1956年在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改名哲学系）任教。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出名，先是因为斗争校长匡亚明，后是两派斗争，斗得死去活来，几起几落，学校里的教授没有一个逃过批斗和戴高帽的，学校里青年教师的处境似乎好一点，但是只要参加了某个派系，也很少有人能保全自身的。可能是中青年教师中的逍遥派最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看点书，积累一些学问。
1978年正好是77届新生进校的第一年。虽然准备工作做得不是太好，但是一派朝气勃勃的气氛也就把这些缺陷给弥补过去了。那时候在大礼堂里听胡福明讲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经过：胡福明原来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1977年投稿给《光明日报》。投稿后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接到《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任何回应，胡福明认为是投稿失败了。1978年1月中旬胡福明突然接到《光明日报》编辑部的来信，表示他们会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刊登这篇文章。胡福明在和《光明日报》编辑的通信过程中对稿子进行了几次修改。
后来这篇文章被中央党校的几位老师看中，同时也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相中，便传到了胡耀邦的手中。阅读过的人都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文章的题目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也改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最后定稿也是上述几位人士的功劳，经胡福明同意。
后来在校园里几乎看不到胡福明老师的身影，听说他很忙，经常外出做报告。可惜那时做报告的收入不是很高，而且大学、系里和教研组都要分成的，否则胡福明就成了富豪了。又过不久，听说胡福明当上教授了，再后来听说他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了，之后又当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十分遗憾，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胡福明教授写出什么好的文章。
几年之后，笔者留校当老师。当老师总是能得到一些当学生时听不到的信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学而优则仕。大多数人对此话的理解是：书读得好了便可以去当官了。胡福明教授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那时学校分房，南京大学做出一个规定，据说是全国首创，后为全国大学所采用：教授与处长同级，讲师与科长同级。胡福明是讲师，应该是科长级，但他兼任系副总支书记，是副处长级。当上了宣传部长和省委常委，那就是副部长级。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一个教授与军长同级；现在是四十位教授争抢一个处长的位置。读书人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如今“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人努力读书的目标，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胡福明教授就是最好的榜样，现在的王沪宁等人也是。其实，“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并不是如此。“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篇》，原文为：“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里不仅仅只有“学而优则仕”一句，而且还在此之前还有“仕而优则学”一句。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的人就应该去当官，那么“仕而优则学”则是官当得好的人就应该去读书。这逻辑就不通了。古语中的优与悠闲的悠相通，就是有余力有闲暇的意思；古语中的仕，除了当官的意思外，还有做事和实践的意思。因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直接翻译是“做事有空闲的话应该学习，学习有空闲的话应该做事”，这是解释了读书和实践的关系，两者一样重要，不可偏废。
三、胡福明为什么说：“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
2001年胡福明退休。200８年胡福明对媒体记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胡福明认为在1978年的时候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而一般的老百姓却不懂呢？
学哲学专业的，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是必修课。从中国哲学史来讲，中国文化大师胡适先生说过“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从西方哲学史来讲，胡适先生的这个理论就是从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
胡适是个海归，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1917年回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但是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不喜欢胡适，所以象笔者这样生在红旗下的人在1978年的时候，只知道鲁迅这位文化旗手，而不知道胡适这位思想启蒙的大师，当然也不知道，胡适曾经说过：“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而对于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来说，在专业学习中，必然讲到胡适的哲学思想，必然讲到胡适的实验主义，而且是当作反面教材，当作要批评的东西来讲的。所以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知道胡适，知道胡适的实验主义理论。
没有人会否认，“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句话有区别。两句话的主语是完全一致的，用的都是系动词“是”，唯一的区别是表语，一为“唯一试金石”，一为“唯一标准”。试金石就是标准，两者毫无区别。所以，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胡适先生的“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完全一致，意思上没有任何差别。真如胡福明所说，他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了出来。但是胡福明文章的缺点是，他没有指出，胡适在很多年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并有详细阐述。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革开放，而是回归，回归到新文化的启蒙时代，回归到胡适的实验主义理论上。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不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毛泽东思想呢？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的初心是追求共产主义，追求消灭私有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真理，这是不容置疑的。谁敢说共产主义是还没有经过任何实践检验真理？胡福明的高明之处，就是用胡适的思想做核心，用几句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话来做包装，做一次学而优则仕的博弈，而且取得巨大成功。
四、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胡适的或者说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实验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理论的建立与实验的验证联系起来，从而促进自然科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的实验，将两个重量不同的铅球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两个同时落地。而在这个比萨斜塔实验之前，人们相信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反之亦然。伽利略用实验证明了这个持续了1900多年被认为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多次实验反复证明是正确的伽利略理论为：如果忽略空气阻力不计，轻重物体的下落速度是相同的，即重力加速度的大小是相同的。很多人往往忽视了伽利略理论中“如果忽略空气阻力不计”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其实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一个经过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而只是在条件限定的范围之内有效。也就是说，没有放之四海都正确的理论。再者，理论也不是什么高不可及或者神秘的东西，一个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假设就上升成为一个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学习理工科，主要就是学习这个科学方法。
杜威、胡适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扩展、应用到人文学科、应用到哲学。杜威解释说：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中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有人称这个理论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则认为称实验主义或者工具主义更加合适。
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谈谈实验主义》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明白实验主义是什麼东西，先要知道实验的态度究竟是怎麼样。实验的态度，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试验的态度。科学家当试验的时候，必须先定好了一种假设，然后把试验的结果来证明这假设是否正当。”胡适认为不存在有绝对的真理，他在《谈谈实验主义》一文中指出：“ 一、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二、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不合时势的真理是要渐渐的不是用起来”。
胡适在解释实验主义时提出“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句名言，可以说这是胡适将西方的新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起来，提高升华。许多与作者同年代的人，也许都曾听到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句话，但不知道这是胡适的名言。
与一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不同，胡适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科学精神的方法，比如乾嘉朴学与实验主义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主要指“小心求证”这一方面。胡适将这种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总结为四点：
第一，在研究古书中提出新见解之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第二，举例属于归纳的方法体系。
第三，汉学家在归纳中经常使用假设。
第四，在研究例证中，既有归纳，又有演绎。二者并用，互相结合。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正是“大胆设想”，可能够让知识分子“大胆设想”的社会氛围是自由，科学自由、思想自由。
五、自由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胡适认为，凡是科学上能有所成就的人，一是最富于假设能力又敢于提出假设的人。胡适在给董作宾的信中写道：“凡能用精密方法做学问的，不妨大胆假设；……此语未可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为少数小心排比事实与小心求证的学者道。不然流弊将无穷无极了！”
“大胆设想”就是敢于怀疑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敢于怀疑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至高真理，敢于怀疑那种供奉在殿堂、神位上的理论、主义，就是提倡科学自由，解放思想。
胡适提出，在中国文化中饱含着自由主义的精神。他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中指出：““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而不是受外来的压迫。 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中国的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保证自由精神的制度上的保证。胡适认为，道家、儒家的核心思想中都有自由传统。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 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但是在胡适的眼睛中，中国“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现在竟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福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提到了解放思想，却没有提到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否定“两个凡是”？
解放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争取思想自由！在四十年前南京大学的礼堂里听胡福明老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觉得这篇文章很了不起。这是因为笔者当时的知识水平还是一位初二学生，虽然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殿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新文化运动知之甚少，对胡适是一无所知。可以说，胡福明老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我们回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阶段。先生带进门，修行靠个人。在此，谢谢南京大学，谢谢胡福明老师，更要谢谢胡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