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教科书及各种读物中关于19世纪中国的介绍，大约集中于所谓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模式，或强调19世纪中国的苦难，进行爱国主义的励志教育。这些内容固然重要，但某种程度上却遮蔽了19世纪真实的历史状况。而传统史料出于政治、情感等方面因素，同样回避了很多重要内容。在此情况下，借助他者的眼睛，即异域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教科书以及传统中文史料中所看不到的内容。“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国在知识上的欠缺、观念上的陈旧、国家能力的衰弱、社会经济的落后等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那么多的劫难，中国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是多么重要。
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以及中国人勤劳、聪明、仁爱的知识，我们自小就从各种教科书及读物中了解很多。我们为自己的悠久历史而骄傲，为自己伟大的文明而自豪。即使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我们的这种骄傲自豪感不仅丝毫未减，反而转化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教育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只有建立在坚实历史知识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可能是持久而有效的。如果刻意美化或丑化历史，将历史真相置诸脑后，或者将历史虚无真实化、将历史真实虚无化，都会对人类心智造成污染，进而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
近日通读关于圆明园的一套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共15册），颇有感触。这套丛书的作者全是参与对华作战的英法官兵，他们记录了战争的很多场景，他们的描述要么与中文文献有异，要么不见于中文文献。借助于他者的眼睛，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深入。
这套丛书对战争细节的诸多描写，让我们大大加深了对战争过程的认识，甚至让我们刻骨铭心。不过，本文将忽略具体的战争细节，试图通过参与对华作战的英法官兵的记录和回忆，即从他者的眼睛看看当时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孙子兵法遭遇国际法
大航海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到18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那种自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中国学者倾向于道义论，即认为英国商人贩卖鸦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而英国人则倾向于自由贸易论，即认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禁烟，英国对华战争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
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说：“林则徐的驱逐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在边界上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纪来说不是好事。”
这种描述看上去绝对是强权和霸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当时清朝实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挨打。因为，贸易自由绝对是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时代的黄金法则，这种法则由强者制定，后来自然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源于欧洲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此却一无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何物、格劳修斯为何人，更不知此前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巨变！面对从未遇见过的强敌，我们的应对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
二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
在19世纪，“华夷之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使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无一不是因为源于“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其实，我们本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该彻底破除了“华夷之辨”这种不合适宜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因为那时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按照现代国际关系规则确立了与英国的新型关系，尽管当时是在武力的胁迫之下。连当时的英国人也长舒一口气，以为此后就可以按照规则同中国打交道了：
《南京条约》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认自己被“番鬼”打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观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旧藩篱，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这片广阔的土地。这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关系的开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规则却遭遇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规则，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方式。
关于“孙子兵法”，一般中国人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可恰恰这种传统智慧，导致中国人在近代中外冲突中屡屡挨打。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子兵法”，如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空城计、苦肉计、偷梁换柱等等妙计，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
他说：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占领炮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
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之所以不承认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惯性思维下，根本不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当时的英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
很显然，这是“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在作怪。不仅如此，中国官员还利用各种“孙子兵法”的小聪明，想方设法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条约，面对对手的坚船利炮，即“当中国政府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否决我们的特权时，他们只有煽动广州的人民来反对我们”。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英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有经商及居住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在1857年占领广州之前，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关于入城问题，在叶名琛看来，这是脸面和大清帝国名誉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约的问题。
在中英双方争持的多年间，英国代表巴夏礼每每拿国际法来质问，而中国政府代表叶名琛则以“孙子兵法”的智慧来应对。亚罗号事件使两国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尽管中英双方各执一词，但英方坚主中方违反了相关合约规定，而此后中方的举措又非常不当，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叶名琛屡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无论何人，杀死英国人都给予重奖，“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无论是在岸上或者他们的船上，都一定要杀死他们。他们的每一条人命可以换30大洋”。此事件给英法联军军事进攻制造了口实，即所谓“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其手脚”。
“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个几千年来在全世界战争中通行的规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被清朝将士当作儿戏。在敌强我弱、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不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对使臣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导致21人死亡的悲剧！
扣押使臣的动机让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具体内容，居然是因为递交国书的礼节问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时以“敌体礼见”，“立而不跪”，载垣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清廷拒绝英使来北京换约并残酷杀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即报复清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及对待人质的非人性。
对于联军在圆明园的暴行，英法政府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赞成。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反省。一味强调英法联军的野蛮不仅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误读。
爱国？——国家在哪里？
英法联军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们的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动，这当然与清朝边防形同虚设有关。不仅如此，中国各地民众不仅不害怕他们的到来，甚至还乐意看西洋景，非常欢迎他们。
比如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法国一军官回忆：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
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击叛军。
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展顺利。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看了这些情节，让我们大跌眼镜。其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此。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
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
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非常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儿……后来的经历证明，得到这样一支生力军是件极其美妙的事情”。“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中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不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
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根本原因，大约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我们回避，因为英法联军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们登陆后肯定寸步难行。当时英法两国派出的两万多兵力，除极少数医务人员之外，全是战斗人员，诸如运送粮食及武器装备等，几乎全依赖中国苦力。
可以说，除了吃饭和养家糊口之外，在前线的中国士兵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战场与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则全部明白，因为“中国违约”“中国侵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益才来中国打仗的。在这种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战争的结局还有任何悬念吗？
在关键的塘沽要塞战役中，尽管清军开始曾经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后来在联军压倒性攻势下，军心彻底崩溃。北侧炮台被联军攻陷后，南侧炮台防守清军便挂出白旗，在防御工事完好、弹药充足的情况下，清军完全放弃抵抗，联军攻占炮台如入无人之境。联军描述当时的情形：
炮台守兵也未做任何抵抗，很快两支纵队就在要塞内相遇，当时炮台内三千清军已将武器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完全不知所措。
尽管防御工事内部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且围墙上还装备有多门大口径重炮，然而清军守兵态度消极，完全丧失斗志，他们看上去已经彻底放弃了还击的想法，因此两军将领决定趁此机会尽快为此次联合行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联军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不仅与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相距甚远，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中国政府的无能、腐败。
巴夏礼在信中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软弱的政府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怎样悲惨和贫困的情况”；政府的无能、国内的动乱，使各地人民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汉口居民纷纷外逃，遂做出两个判断：“（1）清廷官员非常无能，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2）人民对起义军的恐惧之感溢于言表。”在人民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却找不到国家在哪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巴夏礼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病人，它的整个系统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粗暴的治疗方案的对待而陷于瘫痪”。这个说法，是19世纪中国的典型写照。
从天朝上国到惊弓之鸟
《南京条约》签订后，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个口岸陆续向外国人开放，包括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定居、经商、设立领事馆等。因为中国官民的抵制，广州未能如约开放，被当时的朝廷及国人视为不屈服于列强的一个爱国和英雄行为；而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看来，这是中国政府不遵守条约规定和国际惯例的违法行为。于是，冲突不可避免。
面对从未有过的强敌，清朝官员既无力相抗，又要执行朝廷排外的国策，这就导致清朝官员瞒天过海，得过且过。在广州被英军攻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叶名琛官邸居然发现了这样一份秘密文件：“我在所有档案中找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与英国、法国和美国订立的原始条约的批准书，看来它一直被叶名琛藏起来了，北京的朝廷根本对此一无所知！”
这么重要的文件，叶名琛居然不向朝廷报告，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大约是叶名琛的“聪明之举”。因为他知道，即使将文件呈送朝廷，也不会得到朝廷的批复，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训斥甚至降职，我大清朝廷不可能与“英夷”平起平坐的；如果能够成功将英国人拒之于广州城外，则说明他守土一方尽到了责任，说不定还有嘉奖乃至升迁。
两国交往，互派信使，互设使馆，这是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可是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事，正如李鸿章所说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尽管在列强武力压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可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公使得住北京”一条，真真正正让大清朝廷心惊肉跳，因为这一条打破了天朝上国千百年“夷夏之辨”的规矩。因此，虽然签订了条约，但“咸丰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他和他的大臣们从来没有想让‘夷人’打破先前存在于外国使节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障碍来实现自由的交流”。
《天津条约》中具体的条款，咸丰帝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不能让洋人坏了天朝上国的规矩。因此，他想方设法试图让洋人放弃诸如北京住使的意图。
1858年6月中旬刚与英法美俄签订的条约，1个月后咸丰帝就派出以桂良、花沙纳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企望利用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达到消弭《天津条约》的目的。出京前，咸丰帝面授机宜:只要洋人答应废止《天津条约》，或至少“消弭四事”，即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其中尤以废止“公使驻京”一条为紧要，我大清对通商各国则“全免课税”。
没想到英法代表当即回绝:“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即使宽免税课，条约亦不能罢弃”。在桂良苦苦哀求下，额尔金提出以英法等国可以乘船上溯汉口为条件，暂时答应不住使北京，但声明决不改动条约的任何内容（桂良怕担责任，上述内容没有付诸文字，更没有禀奏）。
继任的驻华公使普鲁斯态度更为强硬，决定率军攻打天津。他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索取。”至此，清廷所有想废止《天津条约》、阻止洋人驻使北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北京的官员，在听说英法联军攻打天津时，个个如惊弓之鸟。大英雄僧格林沁在阻击英法联军屡屡失利后，也基本放弃了对抗的想法，他力劝咸丰帝弃京北狩。而已北逃的咸丰帝受主战派的蛊惑，居然在中外冲突的关键时刻，下令处死全部外国使臣！幸亏恭亲王奕䜣头脑比较清楚，在皇帝谕旨到达前15分钟，安排尚未毙命的外国使臣成功逃离：
后来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耳语的内容，他才知道他们的逃离是多么惊险。主战派以及在热河说服皇帝下令处死囚犯，恒祺在朝廷的耳目在关键时刻告诉他命令已经传下来了。凭借着恭亲王的命令，清廷官员成功将俘虏从北京城中解救出来。如果再晚15分钟，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释放15分钟后，皇帝的信使就到了。
联军攻打天津，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动摇了中国人“围绕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围的玄妙的崇拜”。而咸丰帝昏聩无能，临阵出逃，更是动摇了民心、军心。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发现了很多皇帝出逃时未及带走的文件，其中就有大臣们关于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时咸丰帝应该采取何种对策的很多奏折。
这些奏折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留京抗战，凝固人心；二是主张东进通州，迎战强敌；三是主张以迎敌为幌子，北狩热河，实际是逃跑。第一种意见占绝对多数，而第三种意见的提出者是僧格林沁。已与联军多次交手的僧格林沁心里明白，如果联军要攻占北京城，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力劝咸丰尽快撤离，以免沦为联军的阶下囚。
咸丰帝果然贪生怕死，北逃热河。此事一可见咸丰帝口头强硬，内心却恐惧非常；二可见满朝文武皆昏聩之徒，关键时刻无计无谋。比如贾桢等25人联名奏折中，居然有“唯地异澶渊，时无寇准”这样表面荒诞却真实无比的表达，让人无语！
从某种程度上，咸丰皇帝从北京出逃，大约也是合理的，因为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逼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清廷落实《南京条约》并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英法联军见清廷长期采取拖延和欺骗手段，认识到不付诸武力、不给清廷一个严厉打击，上述要求则很难兑现。
因此，如果咸丰皇帝留守北京并以死相抗，其结局可能就不单单是圆明园的被毁了——那一定是紫禁城的被毁，以及皇帝要么战死要么成为阶下囚。果真如此，后面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了。
额尔金在烧毁圆明园之后曾经发出威胁，如果中国人“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款，他们可以想象京城会成什么样子。城内的皇宫纹丝未动，如果他们想为他们的主子挽救最后剩下的宫殿，那就别浪费时间。我相信火烧圆明园大大加速了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巩固了我们特使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圆明园被毁之后，如果清政府没有马上答应英法联军的条件，紫禁城也将化为灰烬！
萎靡、冷漠、麻木的国民
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在写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霍普·格兰特的信中说：“中国人一定是地球上最特别的人群。”在英法联军眼中，中国人“只有一种宗教和一种政治：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肯支付银子、提供食物，中国人就会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服务。
对底层的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广大百姓来说，这无可非议，因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因此，联军的行动目的也非常明确，“我们与中国的皇帝作战，只打中国政府”。英法联军一再表明，“我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政府”。
他们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但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有时他们表述为中国人缺乏道德观念），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有一种理念和政治观念主导他们，中国不久就会侵占全球。他们会越过亚洲边境并且很快来到欧洲，肯定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勤勉劳作并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弥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缺，我们就把这个民族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
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无法理解东方人没有宗教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东方文明的独特性。
英法官兵对中国官员的评价更低。他们认为，中国官员只有一种愚忠的观念；在中国官员眼中，人民是不存在的，草民而已，可以随意杀戮。比如叶名琛抵抗英国进入广州城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居然有屠杀中国人的野蛮方式：“有一天早上，他把400个中国人的脑袋割下来，堆在城的南边。我们的上司显然对他们这种幼稚、无助、顽强的消极抵抗行为感到迷惑不解。”
此类拿人民生命当儿戏的官员，怎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联军与清军激战的很多地区，人们开始时惧怕洋人，可后来他们不仅不怕，反而更喜欢洋人。
比如在战后的大沽村、在联军依然驻留的情况下，当地百姓马上便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和交易，姑娘们也放心回到了村里，“显然，与吝啬、好似强盗般的清兵相比，她们更喜欢有钱的洋鬼子”；一个老者甚至对联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啊，这次贵国好好教训了那些官兵一次”，因为“官兵欺压百姓，全国的百姓叫苦不迭……我们深信，你们来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这对两国都有利”。
与联军对话的这位老者，应该是一位乡绅，他的话非常具有典型性，充分说明了英法联军为何在战斗中会所向披靡：除了武器优良的优势之外，老百姓对清王朝并没有认同感。
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如果政府昏聩、官员腐败，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团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英法联军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搬运工的中国人，或者说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这个有智谋的、勤劳能干的和视死如归的民族似乎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幸啊！
当然，更加不幸的是战场上的中国士兵。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惨死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可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是怎么死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没有阻挡联军进攻的步伐，只是充当了冤魂而已。
每次战役都造成清军的巨大伤亡，而联军则伤亡极少。在许多战役中，清军经常都是伤亡一两千人以上，而英法联军往往只伤亡一二人或几个人，简直同当年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情景差不多！联军的很多官兵都有关于战场具体场景的回顾和描写，其惨状让他们终生难忘：
人员方面，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定他们的死伤数目达到了2000人之多……联军伤亡人数非常少。法军死3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
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他的一条腿已经分飞两处，显然被同一块弹片炸到了。一块尖角的金属片（每个弹片里有42个这种金属片）将他的大腿劈成两半，另一块金属片将同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砍掉了……几位本性善良的医生替他做了截肢手术，但是手术后没多久他就死了。这个可怜的人跪在泥巴里，浑身血渍，肮脏不堪。他的一只手被一块破布绑在手腕上，两条腿都断了，后脑勺被马刀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可以看见跳动的脑浆……这个可怜的人恳求我们立即杀了他，解除他的痛苦。
这是通州张家湾战役的惨象。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溃不成军，英法联军则展示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惊人战绩。这就迫使我们追问，清军为何惨败？除了显而易见的器、技不如人之外，我们中国人到底缺少什么？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人缺乏信仰，但我们肯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府，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结语
从民族国家形成理论来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意义。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其中第一条即说“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梁启超虽然是就中国史学而提出此观点，但他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却远远超出了史学范围，揭示出中国在近代中西交流中所遇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岂止中国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人本来就“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啊！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将“近代化”视作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总脉络，并将“近代化”定义为科学、机械和近代国家的形成三点，他认为这三点是东方“中古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最主要差距，“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其中，他把“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与此相反，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无统一的民族观念，更谈不上统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蒋先生的论述同样非常深刻。
观察中国历史，需要他者的眼睛。过去我们忽视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把天下观念等同于民族观念。几千年来，中国始终都是东亚地区的盟主，东亚周边地区各国对华夏文化的崇尚淡化模糊了民族意识，因此主导东方世界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族国家观念。
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相比较，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明显晚熟，这应该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民族国家观念的晚熟，既是中国在近代中西冲突中屡次应战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难以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传统本土材料中，可能难以感知这个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异域材料介绍到国内，通过这些材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更加深入。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过这套丛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19世纪中国在知识上的欠缺、观念上的陈旧，更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衰弱、社会经济的落后，以及民族意识的淡薄等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那么多的劫难，中国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是多么重要。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