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吴小晖的下场和邓、习两家的历史恩怨有无关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邓家长孙女婿吴小晖被习近平政权判处十八年的“法槌”落下之后，最“阴谋论”的说法当属一篇署名“作者刘白”网上文章《习近平处置吴小晖是家事也是国事》。该文作者坚定认为习近平查办吴小晖是“公私兼顾”。吴小晖是邓家一员，所以习近平打击吴小晖就是打击邓家，能报当年邓小平排挤与算计习仲勋、让整个习家跟着倒霉的一箭之仇，宣泄心中多年的不满。真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这位“刘白”作者认为：共产党是人治社会，没有规则可言，高层恩恩怨怨由来已久。在共产党高层，邓小平与习仲勋结下的矛盾很深，这对两人、两个家庭的命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年，习仲勋在与邓小平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习家全家跟着倒霉；现在，习近平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要报邓家当年一箭之仇。吴小晖事件就是习近平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事实上，若从“结仇积怨”的角度，邓小平对不起习仲勋的事情还远不止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些。
笔者数年前在本专栏发表的《邓小平曾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一文中详细介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在拼命炒作其“中国梦”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习仲勋宣传热—-此所谓父随子贵。当然，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后否定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所以中共官媒在歌颂习仲勋的时候只能把他当年惨遭政治整肃的责任全都归罪于康生一人。不过，即使抛开毛泽东的责任不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绝对是康生迫害习仲勋主要帮凶之一，或者说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人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勋专案组工作，都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这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勋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此前，毛泽东复述的康生纸条上的内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勋的尚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勋是个好同志”，甚至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勋稍有一丝政治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勋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勋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身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当年的中共内部人士大都清楚，康生也好，邓小平也好，当年容不下习仲勋的真正原因是他和高岗的关系。邓小平既是打倒高岗的政治急先锋，又是高岗倒台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帮”彻底失势的最大受益者。
笔者在《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一文中也曾介绍过习仲勋复出之后曾经回忆说，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被要求就与高岗之间没有划清界线等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前面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算是蒙混过关，当时把关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还没有正式当上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
“刘白”作者在他的《习近平处置吴小晖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中说：在共产党体制下，一人倒霉全家跟着倒霉。当年习仲勋失意给整个习家带来很大变化。1962年，习家被抄家后，习近平随母亲齐心迁居中共中央党校。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习近平被归为黑帮子弟，被送往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面对从高干子弟到黑帮子弟的人生戏剧性反转，少年习近平肯定失望、无奈与悲伤。日后，当习家人把邓小平对其父的排挤告诉习近平时，他一定很气愤。
1980年代，习近平已成年，对其父遭遇更有切身体会。1979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耿飚的秘书。1983年，不足30岁的习近平升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当时，习近平的仕途已经起步，对邓小平的蛮横与无情肯定很愤恨，但也心惊胆跳，害怕给自己仕途带来不利。对这些痛苦、屈辱，习近平必然刻骨铭心，在等待复仇机会。
现在邓小平不在了，父债子还，邓家后代就成了复仇目标。虽然两家充满了恩怨，但邓小平开始了中共一个时代，如果直接打击邓家，政治影响很大，所以习近平还要考虑再三。这样，吴小辉就成了目标，以此间接打击邓家。不管吴小晖是否与邓卓苒离婚，都曾是邓家外孙女婿，还育有孩子，是邓家一员。所以，打击吴小晖就是剥夺邓家部分财产、打击邓家政治地位……。不仅如此，邓家另一后人邓卓棣在广西为官，但后来被免职，没有担任新职务，显示仕途不顺。这也很可能是习近平刻意为之，宣泄累积已久的不满，完成自己与习家对邓家的复仇。
先说邓家第四代中的老二邓卓棣。一九八五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邓卓棣比他的姐姐邓卓芮年轻十四岁，被免去县委副书记职务的原因中共当局当然不会对外宣布，不过此后的邓卓棣确实回到北京以参与桥牌活动打发时间，唯一的官方职务是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细心的中国大陆境内记者注意到了他从广西百色的县委副书记职务上被免之后再参加桥牌活动时登记的居住地是北京。
不过笔者不太相信邓卓棣的政坛试水失败和吴小晖的商场发财梦破肯定有内在关联。而吴小晖落得如今下场是他咎由自取还是习近平“公报私仇”，笔者五年前在本专栏的文章《中南海里的“仇将恩报”》中就已经间接回答了。
笔者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薄熙来已经入狱但还没有被宣判，习近平高调反腐将会拿薄熙来开铡的说法被许多境外媒体所认同。笔者的观点则是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外界从习近平和薄熙来父辈之间的政治恩怨角度断定习近平会对薄熙来下狠手的的分析肯定是最没有说服力，最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就算当年的习仲勋和薄一波之间确曾有过不大不小的政治龌龊，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南海里，象杀夫夺妻这样的常人眼中的深仇大恨都能被导演成“仇将恩报”、“皆大欢喜”，何况习、薄之间的那点破事儿。
赵功达先生曾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的“报仇雪恨”》。文中说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有一个美德，就是“报仇雪恨”。不懂得报仇雪恨的人是愚不可及和不道德的，更不是君子。“此仇不报非君子”也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分得很清楚，恩仇不分、有恩不报恩、有仇不报仇的人肯定是个浑人、小人。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中“义”字含有报仇意义，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之一，是否可以称之为君子，要从恩仇事件上评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具体说明君子报仇在时间上的伸缩性，只要有报仇的心理愿望，允许在时间上准备，允许韬光养晦，报仇实际上还是允许不择手段。伍子胥鞭尸的故事，说明中国人对报仇雪恨的重视程度。为了达到报仇的目的，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便是报仇对象已经死亡，也要予以掘墓鞭尸。“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报仇心切是每个君子的心理状态。活着也是为了报仇，“大仇未报，不敢言死”。对待仇人，可以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食肉寝皮”。报仇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中国人都理解的，所以报仇是正义行为，是男子汉的美德。
在共产党人里，也出现过具备这种“男子汉美德”的领袖人物，但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是前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名字叫赫鲁晓夫。
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加入许多关键内容的《九评》中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正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邓小平实际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之后，不但没有遵从把毛泽东从水晶棺材里起了出来，把“毛主席纪念堂”从天安门广场移走的党内外强烈呼声，反而还声称要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怀念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