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这座城市显得有些杂乱和喧嚣，很难招人喜欢，却又令人难舍。然而我的贵阳却卓尔不群，因为在于别人，这是一座城市，而在于我，这是一群人。这座城市并不大，徒步穿越大半个城区，也只需一个小时，只要不离开主大街，垃圾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是这座城市充满了混乱和躁动，以至于令人试图徒步穿越城市时，心生倦怠。在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执勤警察，甚至没有斑马线。这不是临时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行人和司机随时神经高度紧张地争夺着这些路口，令整座城市如同官僚们肥大而沾满油腻的心脏。它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一样，除了拥有一个豪华的党政部门办公楼群之外，其余似乎再无长物。

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却属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如果你不是贵阳人，请不要对\”最贫困省份\”这个头衔幸灾乐祸，以为在别处赚钱之后，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老爷一样的生活，这样想的话你将大错特错。这里的一顿早餐，并不比北京、上海便宜多少。

因此，这座城市很难找到招人喜欢的理由。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因为官老爷们总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想方设法搜刮地皮。是以无论他们怎么搜刮，在哪里搜刮，穷奢极欲、声色犬马，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反正他们总是要干那些事，并且到一处干一处，招数也大同小异，且都要落到你我的头上，无处可躲。以其为官老爷们苦恼，不如去和叫花子们寻些穷开心。

在贵阳下车之后，我会敲敲杜和平先生的房门，他住在市中心，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贵阳城，他那里都是最便宜的落脚点。有时候他不在家，这没关系，只需到他家附近的公园里稍坐一会，他就会回来。他象很多云贵同乡一样，脸色黝黑，一副憨厚相。不过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位残疾人，刚打到我的腰间。不过你只需与他照上一面，便知道他比你我都要乐观。他有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小楼上。小楼用木板和铁皮搭成，虽谈不上结实，遮风挡雨，尚无大碍。有一次我取道贵阳回家，在他书橱边徘徊良久后，向他索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掂起脚打开橱门，将那三本微微发黄的书递给我，并稍显抱歉地一笑：\”可惜是删节本。\”然后仰起头，平静地注视我片刻。\”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的，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我想对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转念又有些犹豫，在一个年长者面前，说这种话很不恰当。他在我这个年纪时，早已投身公共活动多年，1989年，因为积极参与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全力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当作政治犯投入监狱。他的残疾为他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却没有因此逃脱牢狱之灾。统治者如果知道发些慈悲心，那么也就轮不到象他这样爱好学问的人去当异议人士。

\”爱国民主联合会\”是当年贵州的头号\”敌对组织\”，学生运动遭到镇压时，这个\”爱民联\”成了第一镇压对象，政治警察们认为他们比\”高自联\”、\”工自联\”更加\”恶毒\”，因为他们皆是有多年异议经历的铁杆\”反动分子\”。

当晚我蜷缩在他的小床上过夜，他则披了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那小床上，心中颇有些不安，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告诉我，自己经常辟谷斋戒，辟谷期间，一坐就是几夜。然后闭上双眼，飞速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享受着什么。我侧身望着他，渐渐被感染，然后，我睡着了……

贵阳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城市居住，那么你很难因它而产生多少愉悦感。但是我每到一个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只有在贵阳，才有那种心如明镜，一尘不染的感觉。尽管从参禅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赞美这种境界，因为我尘根太重，能够进入这种境界，便已是莫大的幸福，哪怕是短短一瞬。

如果你怀念八十年代，可以去贵阳。有时，你可以抱怨一下时光太过于匆忙，转瞬之间物人两非。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梭。尽管在城区污染严重，不过仍旧充满高原那令人敬畏的气息，扫落一切浮华和躁动的尘埃，它宛如一个洪荒年代的处子。

三月，花溪的春天来了，田野一片耀眼的黄色。阳光从油菜地里反射到全林志先生脸上，在他渐显斑白的双鬓旁添了几分神采。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追求自由，时光荏苒之后，社会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变化着，而我却很难分辨出，现在的他和八十年代时区别究竟何在？他身材依旧匀称，眼神中依旧满怀期待。经常穿一件长外衣，柔和而稳健地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向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有一天在花溪，一位穿短袖运动服蹬山地车的大女孩从我们背后冲出。他望着那女孩的背影羡慕道：\”青春的活力！\”我很难理解一位长者在青春面前的心情，但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羡慕青春，那是因为如果他也拥有青春的话，就有机会活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切。尽管从表面上看，社会和八十年代时已经迥异，然而定睛看，它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该归咎于谁，但我坚信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八十年代，他有一位学生，那是他最好的学生。质朴、好学、聪明、热情……几乎具有一名青年所能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一天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去看他，我们坐在简易沙发床上，吃着他从安顺老家带来的一种糯米团子。\”那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学生。但是他死了……死了……他当兵去了，在越南战场上……\”一边招呼我们吃那糯米团子，一边拼命试图忍住老泪。

我们望着他通红的眼圈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给他当学生的话，能否做得象那位死在越南人枪下的青年一样？当然，如果让我死的话，我不愿死在越南人或是印度人、苏联人的枪下。我这一生为自由而活，如果不能抱着自由死去，那就去为自由而死。这应当是最完美的结局，还有什么能比之更加值得去生或是去死的吗？

我的同乡兄弟王玉文住在贵阳，他已经二十三岁，并且远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二十三岁时所能比。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在一个人二十三岁时，足以令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绞痛。

我们俩曾经在深夜街头，顶着寒风四处游荡。他的诗中仍然充满激愤，这些激愤是他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所谓愤怒出诗人。有朝一日，它们纷纷沉淀成不可磨灭的热情后，会滋养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很羡慕他，年轻，充满对真理的渴望，还有一位美丽的未婚妻（如今他们已经成婚，我在他并不知晓的远方为他们祝福）。他还去过西藏，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那时他刚从西藏回到汉地，一路都在笨拙地诉说着。和藏区相比，汉地的一切都显得污秽不堪，这我明白，因为每一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这么说。

西藏离我们很近，只要闭上眼，她就来到我们面前，尽管我们之间仿佛如同两个世界。每当她在脑海中浮起，我就情不自禁低声呼喊自己改编的惠特曼诗句：

Oh,Tibet!My Tibet!

多年以来，极权专制的毒液正在令她渐渐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蹒跚着，仿佛无法追回。我坚信，只有汉地的自由才能挽留她的脚步。尽管在这个罪恶制度的毒害下，离我们远去的远远不止是西藏，但西藏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最美的所在，于是，其中的感伤渐渐多过了愤怒。

那是个降温之夜，我们睡在张重发先生宿舍里，床不宽，躺两个形容消瘦的人却绰绰有余。

和大部分云贵一带的人一样，张重发先生也长了一张黝黑的脸。这种相似足以令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可言传的亲近。那里是他的单身宿舍，有时他会住在那里，如果有朋友来到贵阳，他便到别处去住。他话不多，开一辆旧汽车，车是他上班处公司的，他有权将其开回家，但是需要自己掏油钱。尽管年届不惑，但你依稀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处子式的腼腆。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只是偶尔说那么几句，每一句都仿佛带着某种羞涩。

十多年前，他因受王炳章博士案牵连入狱。王炳章博士还在狱中，他可以活着出狱，这毫无疑问。那时他将受到广泛尊重，当然，现在亦能，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到过贵阳很多次，很多时候都住在张重发先生的宿舍里。那是座很老的房子，光线很差并且不太结实，有时屋顶还会漏雨，并不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印度或者拉美的贫民窟住宅强。在中国大城市，住这种住宅的人，要比拉美或者印度多。我喜欢那屋子，它令人心情平静，走进它，会让人觉得瞬间与世界隔开。

我又到了贵阳，天色已晚，他得知立刻叮嘱下，让我一定等他。天黑很久后，我和吴玉琴大姐在一个过街天桥下等他。吴大姐有时会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我：\”那是重发的车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自己：\”哦，不是，重发的是夏利车。\”我和她有个共同点，除了夏利之外，几乎无法从外型分辨出汽车的品牌。其实我早知道那不是他，因为和约定的时间还差了十几分钟。果然，他非常守时地出现了，脸上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是看见我，又跳跃着些许亢奋。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也许刚刚忙完手上的活。目的是为了带给我一套干净的被褥，那被褥放在车后座上，看一眼被褥，又看一眼我，越发高兴起来：\”刚洗的……干了！\”脸上一如既往流露着那种男孩式的神态。于是我钻进车，心照不宣地相互传烟，在贵阳，抽烟的人并不多。

贵阳的夜似乎格外黑，我和我的兄弟王玉文躺在床上，他反反复复无法入睡。他的未婚妻今夜会到贵阳来，凌晨三点到达。两点钟，他醒来了，如果接的不是未婚妻，我一定陪他一起去。那个降温的夜晚，户外漆黑一片，火车站上盗匪横行。我爬起来，从张重发衣柜里找了一件格外厚实的外套让他穿上，他脸上仍然写着愁苦，并没有因未婚妻的到来而有所减弱。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还沉浸在为自由而受难的痛苦中，因为刚刚从遵义来到贵阳不久，遵义、贵阳和云南的警察们象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还有他未来妻子。他还年纪轻轻就饱尝了受迫害的滋味，这迫害远非身心被囚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所有与他沾边的人都必须带着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他，眼光里流露着恐惧和怨毒，如同在审视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从此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将受到这眼光的挑战，尤其是他当试图去恋爱和结婚时。更何况，他是一个情感激烈的诗人，这意味他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煎熬。也许他还没有明白，为自由受难，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耀。世界上配得上这种荣耀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应当为这荣耀的机缘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欣慰。

他走了，当他走后我才想起，应该让他再带上一件长外衣，为他的未婚妻。那姑娘叫格桑，格桑花是西藏的象征，这很美，这一切都很美。正如特维根斯特所说：\”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啊！\”

我在窗下听了一会北风，疑心外面的路上已经结了冰，想要祈祷什么，但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不需要再去祈祷什么。你听说过佛家传说的\”气场\”吗？如果某地存在一种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护佑这里的人们。贵阳光荣的异见传统，已经让我感到了这个\”气场\”的存在。在贵阳，有一大群人，从1978年便开始进行异议活动。1978年的启蒙社，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点燃者；1989年的\”爱民联\”，是当时唯一一个成年知识分子的联合体；1995年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是红中国民间公开组建反对党的第一次尝试；而今天的贵州人权研讨会，亦是当今中国公开举行异见活动的前卫潮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座城市象一个传说中的秘密一般卓尔不群的缘故，这里有一个\”气场\”，的确如此。在这里，每个礼拜，都有人权讨论活动，各色人等都可以参加。活动场地经常变更，有时在茶馆里，但是有人会提出两块钱一杯的茶水费太贵（这毕竟是全中国最贫穷的一个省份），于是只好迁到室外；等遇上刮风下雨或冬天，又必须迁回室内。诸如此类的麻烦，几乎每一次都会遇上。而这种人权讨论活动奇迹般地坚持了数十年，早已已成传统。如果你到贵阳，不妨去感受一番，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这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到找不到景象，没有任何官方势力插手，纯民间的人权活动。我没有见识伦敦的海德公园，可我却相信它比海德公园更可贵，因为海德公园无需面对迫害，而这里却需要。

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多年来热心于此。在贵阳，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面色更象一个北方人。他很英俊，言谈举止充满热情，热情得近乎单纯。这也许就是那种常备人们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表现出来，那个被称为\”赤诚\”的词吧。如果他和我站在一起，人们会认为我们俩年龄相仿，其实他比我大十八岁。我觉得，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赤诚，令他年轻。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会让我象他一样青春永葆。

每一次离开云南或是回到云南，我都要取道贵阳。我又要回云南了，于是习惯性在贵阳下车，然后去找他。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张重发宿舍的小楼上，生活十分简朴，并且惯于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洁。是以无论起居或是穿着用度，虽然朴素却赏心悦目。我俩有好几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用在看守所里\”轧刀片\”的方法，即两人一对，头各朝一方。他常说：\”我们就当是在看守所里\’轧刀片\’嘛！比看守所里舒服多咯嘛！\”1995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传单，拉横幅，公开宣告中国民主党贵州分支成立。然后迅速被当场擒住。

\”我和王丹呆的是同一个看守所，那时候王丹也刚进来。\”他说，轻快之色流于言表。

那一举令他在北京市看守所吃了三个月的馊窝头，然后又回贵州蹲了五年大牢。王丹也许并不记得他，或者压根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这都没关系，转眼十三年过去，他仍象当初一样年轻而热情。

第二天我向他告辞，要回云南去。他闻言略有些慌乱，到处翻抽屉，想要从抽屉里找些东西送我。但没有找到什么可送之物，只有些速溶咖啡，一定要我带走。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喜欢喝咖啡，但是他找了很多理由，告诉我应该喝一些咖啡，喝咖啡对我很有帮助，尽管这些理由都很难站得住脚。我有些哭笑不得，带上那些咖啡走了，一路暗笑他迂腐。迂腐是一种美德，人活一生能结交一位迂腐的朋友，象是得了一份天赐的礼物，令人受用不尽。

我又离开了贵阳，下次还会来，然后再离开，再来……如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时天还没有亮，春寒料峭。尽管有些人早在茫茫中夜时便已醒来，但贵阳城并没有多少灯火，仍躺在熟睡之中。在寂静无声中，她充满希望地等着你，你充满希望地看着她。因此寒春丝毫无法影响心头的热情，黎明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

哦，贵阳！我的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