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零和博弈，红色江山往何处去？这是共产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人以及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国阴影下的台湾也不例外。在《习近平的大棋局：后极权转型的极限》一书中，一群台湾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独特的回答。
台湾主流媒体对习近平的认识相当肤浅，或认为习近平因为曾在福建任职而对台湾心存善意，或认为习近平已高度集权乃是“一代天骄”式的超人，台湾要么曲意奉承，要么束手就擒。殊不知，中国已然千疮百孔，习近平早就焦头烂额。本书作者认为：“习近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非自愿地承接了一个棋局，这个棋局同时包含了好几个相互纠缠的棋盘。习同时在四个棋盘上下棋：政权内部精英政治棋盘、政权与社会关係棋盘，国内外经济棋盘，国际外交军事棋盘。”而习近平真正的挑战是这个政权自身转型的内在限制，若不是因为这种转型的限制，这四棋盘都不会对政权构成致命威胁；但是，作为一个后极权政体，中共要能和平地进行民主转型是非常困难的。习近平取消宪法关于中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正是看到中国转型的不可能，以及自己下台后遭到清算的巨大危险，所以只能让自己掌权至死，这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幽暗心态一模一样。
本书中的“棋局”是一个比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下棋隐喻着军事与政治斗争。那么，以习近平的能力，他能同时下赢这四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棋局吗？有意思的是，中国“棋圣”聂卫平在其自传《围棋人生》中回忆到少年时代与习近平的交往。文革期间，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三人被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在一次红卫兵武斗中，他们三人遭到敌对派系的突然袭击，聂卫平回忆説：“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裡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盪。”
聂卫平又谈到，习近平任国防部长耿飙的秘书时，耿飚与习近平有共同爱好，都喜欢下围棋。耿飙让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学下围棋，认为这能训练他们的大局观。耿飙访日时，中国棋手正在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习近平的牵线下，耿飙接见了中国棋手们。耿飙对作为故人之子的习近平颇为器重，常常与这个年轻人对弈。聂卫平说，习近平很早就“学会了围棋规则”，但水平一直不高，“当时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水准不行出去给我丢人”。聂卫平还意味深长地説：“后来他走上政治仕途，我以为他就当上省长之类的，想都没想到像现在这样成为一国领导人。”可见，在聂卫平心中，习近平这个“发小”的才能与智力都相当平庸：就当官而言，习近平爬到省长的位置上就已经是“小才大用”了，意外地当上国家领导人必定会“庸才误国”；就下棋而论，习近平一手臭棋，使聂卫平不愿收其爲徒。那么，习近平如果从四盘棋局中一一落败，他个人的命运、共产党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韧性威权终结，刚性威权登场
在习近平掌权之前，中共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一定独立性的公民社会的存在，NGO在中国有过一段美好时光，用美国学者黎安友的话来说就是“韧性威权”。不过，从胡锦涛时代末期开始，特别是习近平掌权后，中共疯狂打压公民社会团体，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係变得更为紧张，“彼此本来可以共生共济的模煳地带开始消失，也磨蚀了帮助威权政体存在发展的韧性”。“韧性威权”这个概念的发明人黎安友，因此宣布这个概念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的现状。
人们原本以为，习近平的上位是因为上海帮与团派僵持不下、不得以从圈外选择一个弱势接班人。殊不知，习近平的掌权是共产党出于“自保”的本能反应和必然逻辑。也就是説，六四屠杀之后寡头治国、韬光养晦、闷声发财的模式，虽然带来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普通民众因为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社会大致稳定，至少没有发生第二次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是，此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如果继续“击鼓传花”，敷衍塞责，共产党的覆亡指日可待。体制呼吁一名强势领袖，重新设定游戏规则，习近平遂脱颖而出，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习在内政上对社会採取全面压制、在外部对周边採取以武力为后盾的扩张性举措、在经济上採取具高风险的应对策略，这些作为除了进一步巩固其权力基础，又藉由新获取的权力再强化对内、对外、对经济的施政。这是一个在「扩权」和「施政突进」之间不断循环的「强势施政策略」。”
然而，习近平的强势或刚性施政策略，究竟是让共产党的统治延续更长时间，还是加速共产党的死亡，人们正拭目以待。就好像一名病入膏肓的癌症病人，偏偏要去跑马拉松，能让其强身健体、生龙活虎吗？像胡锦涛那样不折腾是等死，像习近平这样折腾就是找死。习近平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停留在文革时代，身边也没有真正通达时务、高瞻远瞩的智囊，其用人的策略是“武大郎开店”，专门选拔矮子。作为本书作者之一的学者董立文如此分析説：“习近平用人与其个人经历有极大关联。习接班的过渡期较短，令他在人事布局方面可选择范围较窄，而这种用人格局，可能会造成一个封闭的决策系统。”如果“习派”真的已经取代了上海帮、团派和太子党，那么“习派”堪当重任吗？董立文指出，习派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习派是没有系统与底盘的杂牌军；第二，习派成员是习近平个人从各系统与各地方拉拔拼凑而成，各成员间认识不深，缺乏忠诚与信任；第三，习派在目前中共党内的政治结构中，人数太少，位置偏低、权力不足。
习近平用人，专门用那些社会评价最为负面的的人物，所谓“良心不坏，领袖不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不必説，被习近平用了之后又弃之如敝屣的中宣部副部长、国信办主任鲁炜，以及在郭文贵爆料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公安部副部长并升任司法部长的傅正华，无不是“近墨者黑”之流。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中共又宣佈庹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此前庹震任中宣部副部长，更早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广东任职期间，庹震自行篡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深陷新闻审查之丑闻，并引发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南周事件”。然而，此人正是因为整肃自由派的南方报系有功，获得习近平认可，调任中央宣传部，继而被委以《人民日报》总编辑之重任。从这些人物的任命可以看出，习近平专门以民间舆论为敌，民间舆论痛恨的人物，他立即予以重用，因为这些恶名昭彰的酷吏，缺乏民意支持，上位后只能死心塌地地忠于他个人。
只有“政左经左”，没有“政左经右”
本书讨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部分，是由卢俊伟和邱俊荣共同执笔的论文《从政左经右到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极限与变革》。文章认为，在战略层次上，中国政府或政治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在战术层次，政府介入或干预市场程度随时期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説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政治上毫无鬆动，经济上稍稍偏向自由市场经济，是爲“政左经右”；那么，习近平的“新常态”则表现为政府高度介入、干预产业上游部门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强化其垄断地位，是爲“政左经左”。
中国民间改革派公知信奉“政右经左”，即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倾向北欧式社会主义和儒家均富传统。而我所追求的“美好中国”的愿景则是“政右经右”，即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今日全球范围内最具活力和生机的社会制度。然而，习近平既不接受“政右经左”，更不採纳 “政右经右”，连江胡时期的 “政左经右”都不愿继续维持，虽然其经济智囊刘鹤、易纲都有留美履历，多少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但习单单选择“政左经左”的死胡同，正如本书作者所説：“后极权政体因为意识形态而无法否定自己，当其他正当性来源衰退时又回来向意识形态求救兵，但问题是这时意识形态往往已经过时了，这就是后极权独有的最大的陷阱与束缚。”
所谓“习近平经济学”，无非是其故作深奥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但是，一旦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可能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习近平又怎么可能自掘坟墓呢？对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山穷水尽之地步；对外，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从来只享受权益，不承担义务，其背信弃义已触犯众怒。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不是在跟中国打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好多年前就让那些愚蠢的、不称职的人，那些当时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每年五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再加上被盗走的价值三千亿美元的智慧财产权。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琳赛•沃尔特斯说：“中国需要做的是，停止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以及扭曲全球市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川普的政敌伊莉莎白•沃伦也支持川普对中国的贸易製裁，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来方向错误，“多年来，美国政府错误地以为经济交往会让中国更加开放。……我们给自己讲了一个一厢情愿的故事，结果这故事从来就不符合事实。”
本书作者对于“习政府是否有决心、能力改革结构性政经难题”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我的回答是全然否定式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岂能二分，只在美国走马观花停留过几个星期的习近平大概不能理解这一常识，但刘鹤和易纲等人不会不知道。知道，却不説，只能说明他们要装扮地比习近平更傻。这群傻子和装傻的人，能把中国领到哪裡去呢？
高压下台湾的转机与生机
本书的最后一章名为《对内交代、施压台湾：习近平全球战略下的对台政策》。这个题目稍有偏颇：习近平已是无冕之帝，不必对任何人、任何机构有所交代，包括貌似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以及所谓的“民意”，他都视若无物。古代皇帝对“天”有所敬畏，遇到地震水灾就要下“罪己诏”，但习近平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对台湾施压，惟一的原因是满足个人野心，如同毛泽东所炫燿的那样“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本文的两位作者赖宇恩和黄怡安指出：“台湾面对中国整体国力崛起和强势外交作为，已经无法独力地在外交领域和中国进行全面的竞争或对抗。”我同意这一冷静的分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就要放弃国防、放弃反抗意志、放弃建国运动。本书主要作者徐斯俭在访美时，以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身份表示，台湾年轻人所谓的「天然独」其实就是「反统一」，而根据调查，若中国武统台湾，有七成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这就是“自助者天助”的道理。
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进而指出：“台湾在思考外交战略布局时，若能妥善地操作美、中之间的战略槓杆，有助于降低台湾在安全、经贸与外交上的脆弱度。”我个人无法认同这一观点。这就像吕秀莲説的“台湾中立论”，自以为聪明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术。我要追问的是：难道中国和美国都是台湾的敌对国吗？它们都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有严重威胁吗？当然不是。惟有中国存着武力征服、奴役台湾的野心；自冷战以来，美国始终是台湾的保护者——虽然美国自有其国家利益、自有其亚洲战略、自有其对台湾地位的看法，但就结果而言，确实保护了台湾免受中国侵略。如今，既然台湾单独对抗中国绝无胜算，就当加入以美日爲首的民主国家联盟。
如果説以奥巴马、希拉蕊为首的美国左派一度有“卖台论”，那么川普政府堪称三十年来最亲台、友台的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黄之瀚在访问台湾时提及美台关係「三个确定因素」，包括「我们能够确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及其相关发展为整个印太地区树立典范；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台湾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一同合作，加强本区域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对台湾人民、他们的安全和民主之承诺无比坚定」。此外，他也幽默表示，「美国所要找的理想伙伴条件，台湾无一欠缺。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共同的价值与利益，台湾全都符合」，「再加上美食！台湾当然符合」。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更是推动通过《台湾旅行法》。推动者之一、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推特上说：“台湾是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它的自由使我们成为天然盟友。面对中国侵略，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美台关係。”她还在脸书上说：“台湾是美国的坚强盟友，支持自由、民主、新闻自由和法治，与残酷的中国政权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