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2017年12月27日上午，天津二中院依法对被告人屠夫吴淦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吴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屠夫吴淦在《开庭前声明》中写道。“我将被判有罪，不是因为我真的有罪，而是因为我不肯接受官方指定律师，不认罪，不上媒体配合宣传，揭露他们对我的酷刑和虐待。” 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于我是莫大荣誉。在争取民主自由、捍卫公民权利的征途中，一份出自独裁专制政权的有罪判决书，就是颁给民主自由战士的一座金光闪闪的奖杯。”
我与屠夫吴淦相识于2010年10月，2010年10月3日是山东大学已退休的教授孙文广先生76高寿的诞辰日。之前的9月下旬，我们夫妇受贵州人权研讨会委托，代表贵州人权研讨会到山东去为孙文广先生贺寿。一路辗转到了济南与众多友人为孙教授贺寿后。我们夫妇就北上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见到了众多的北京友人，赵盺、胡石根、刘京生、赵常青、王国齐等。10月8日在与大家游历了西单民主墙和天安门广场后聚餐时，大家开怀畅言，各自谈了对民运时局的看法与见解。
席间赵常青说下午在旧鼓楼大街凤凰竹餐吧可能会有一次“饭醉”活动，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参加，当我们得知是网友们准备在那里聚餐等候有关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如果晓波得奖了，我们就庆祝一下；如果晓波没有得奖，就搞一次常规“饭醉”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大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于是3点左右我们便乘车前往旧鼓楼大街。下午四点，当我们到达时，只来了一位网友，该餐吧紧闭大门，上面张贴了一张纸条，说是“因为停电停业一天”，而在餐吧附近却游荡着几位形迹可疑的便衣，他们时不时地望着我们。不言而喻，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电的原因了。一会儿，王荔蕻大姐也来了，大家便商量着该怎么办，赵常青当时就提议说当局不让我们在室内搞活动，那我们就在露天搞，并问这附近哪里有公园，一位网友说，这附近有地坛公园，赵常青说：“那好，我们就去地坛公园吧”，王荔蕻大姐等人也同意并在推特上发了消息，于是大家便去了地坛公园东门外，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多，赵常青、刘京生、王国齐、许志永、阿尔、张永攀、吴淦、徐小路、天天、赵枫生以及我与丈夫廖双元等等，还有两位外媒记者。（胡石根老师因为片警数次电话催逼，不得已而回去了）。这也是我们夫妇与屠夫吴淦的初次相遇。
吴淦是一个特征特别明显之人，剃着光头，留着山羊胡，很好辨认。
在此次聚会活动中，由于参加和围观的人比较多，而荔蕻大姐及友人们又准备得非常充分和周全。致使活动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大家欢欣鼓舞，系上了黄丝带，并当街打出“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的广告牌，我们同声高唱《国际歌》，赵常青激动地带领大家一块呼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和平万岁！”、“释放晓波！”一类的口号。我们的庆祝活动也引来了一些路人的围观。这次活动后屠夫吴淦曾失踪了月余，而荔蕻大姐、赵常青、许志永等都被拘留，我们由于北京朋友的照顾才免受其难。
与屠夫吴淦相识后，在网络上就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踪。2011年10月，刘萍等30多名访民为声援陈光诚，屠夫为此而发起网络募捐，这使得他倡导的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形成模式。2011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死案爆发，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屠夫再次前往当地，并成功取得相关视频。随后，屠夫也开始尝试转型，更多发挥后方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从2011年开始，屠夫发布许多微博，介绍自己的维权经验，称《杀猪宝典》，该宝典认为，维权成功不能指望明君，或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对当事官员造成心理威慑，并因此获得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内在地包含了对抗和抗争更有利于当事人福利的立场，摆脱了长期的青天期待，受到相当的推崇。
从声援“福建三网民”诬告陷害案”（2010年4月），声援“福州晋安马尾拆迁补偿案”（2012年4月），声援 “徐孝顺（自己父亲）职务侵占”案（2012年9月），声援“建三江黑监狱案”（2014年3月），声援“怀化麻阳黄雨慧扰乱社会秩序案”（2014年5月），声援“郑州十君子案”（2014年5月），声援“北京程海律师行政处罚听证会”（2014年9月），声援“云南大理陆勇民事申诉案”（2014年12月），声援“苏州范木根抗强拆案”（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声援“保定满城某敲诈勒索案”（2015年3月），声援“黑龙江庆安徐纯和案”（2015年5月），声援“江西高院乐平冤案”（2015年5月）。所有这些后来都成了检察部门对吴淦颠覆国家政权罪提出的证据。这也成了屠夫遭受当局打压的佐证，并使得当局不惜动用体制所有的宣传资源，来对他进行抹黑。
2015年5月19日，屠夫吴淦在江西高院前被拘留。 中国新华社几天后报道说，吴淦因“扰乱单位秩序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行政拘留10日。但是吴淦在10日内被福建警方以寻衅滋事及诽谤罪指控刑事拘留，先是关在福建，然后被转移到天津，成为“709”大抓捕中第一个入狱的人。
迫害吴淦，对他的重判，显示了中共的内在虚弱，和面对潜在威胁的风声鹤唳，也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肯定了吴淦本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也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中共当局动用了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国家力量，颠倒黑白，抹黑正义的行为是多么的卑鄙和无耻！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言论的管控等血雨腥风更甚于其前任，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所有人，自从陈西被重判10年入狱以后，国保对我们大家的监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今年因各种原因，我们已经被软禁两次了（3月7日——3月20日）（4月27日——5月6日），而“六、四”到了，我们明天大家就要被带走，何时回来还未知。这是今年的第3次。今年也是“89、六、四”29周年，因为害怕我们举行任何方式的纪念活动，我们大家的电话相互都是打不通的，而监控基本上成了常态。我们大家就是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步履蹒跚的走着，但我们始终坚信心中那一缕永不灭的信念，我们必将迎来中国民运的春天。正如陈维健先生说的那样：“民主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民运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六、四”临近，心情惆怅，29年了。29年来，中国的许许多多仁人志士，民主异议人士，他们投身立足于人类需求和平与自由的普遍正义。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他们在与专制极权政府的抗争中，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强制打压和迫害而身陷牢狱，基本上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都有过数次入狱的经历。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基于自己的理念和固有的善愿，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处境下，都在以各种方式极力的与专制极权政府抗争着！
仅以此文纪念“六、四”29周年！
2018年5月23日写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