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陈诚对“六四”的理解，来自当年在北京当工人的父亲。父亲提起过，半夜里“有解放军跑到宿舍拿着枪指着他们”。
他们的“六四”记忆，都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游行、静坐、坦克上街；80后徐阳的记忆里是学生被鼓动上街。从有限的官方解释中，所有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或许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词。
23岁的印小小到香港念书，这个信息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没有防火墙，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体系长大的同学一起碰撞和聊天，让她对“六四”有更立体的认识： “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不愿触碰的伤疤。那一整波人的声音，从此被藏起来了。”
来自父辈和同学朋友处听来模模糊糊的片段，当最终可以在墙外的社交网站上“大开眼界”时，一下子打开的闸门冲来无数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这让印小小们“不敢相信”。
再回头看他们的成长，印小小发现，被主动藏起来的还有父母对政治的关注和勇气。在北京的父母不愿让她接触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险，虽然“六四”那晚街头的枪声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相比有机会出国看世界的80后子女们，印小小认为她的父母们“视野相对狭窄”，他们经历文革，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恐惧。
跟母亲讨论时政时，“我妈会说，你不要在公众场合讲这个问题，她本能的恐惧就出来了。”
小小母亲的恐惧，是怕因言获罪。
多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在父辈那里形成了默契，在家里的饭桌上和朋友的饭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话题。但“六四”永远是最大的禁忌。公众场合，莫谈国事。一家人要关上门，才能安心讲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话语的严控
90后是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一向“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百度的搜索结果给出了中国官方话语中对此“事件”的三句话解释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驻守在北京城区周围的戒严部队奉命平息暴乱。４日凌晨，戒严部队实行清场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平息了这场暴乱。”
1989年后，在中国境内纪念“六四”从来不被官方允许。2012年以来，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控制越发收紧，中国的主流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多年来，在所有出版物和媒体上严审一切与“六四”有关的字眼和内容。任何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国内都无法出版。香港曾作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传播政治书籍的自由港，大陆人会以各种方式，将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传记和记录历史真相的书籍，偷偷带回去传阅。但“铜锣湾事件”后，独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这类书籍也逐渐从市场消失。
互联网兴起的这十几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陆社交媒体上，“六四”还可以被隐晦地纪念，在六月四日当天，蜡烛和各种相关的图景，会被默默流传。 但如今“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搜索词已被彻底封锁。取而代之的是，热搜榜上的明星八卦。
统一的官方口径，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认知。有办法翻墙的好奇者看到墙外的谷歌和YouTube给出不同版本的“六四”记录片。陈诚说，当时直观的印象是鲜血淋漓的场面难以想象。“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识地集体遗忘。”
一代人的遗忘和主动失语
但徐阳也承认，中共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如今的阶级环境不一样，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再重来一次，不会再这么暴力和血腥。还会有74、84和94”。
小小显然不同意徐阳的观点：连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何来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后，印小小现在还是不太会跟身边人聊起“六四”。“未来就是一代人的失语。从此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00后四川少年张清和中国600多万高考一同被淹没在无穷尽的书海和题海。同往届学生一样，即使是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思想政治课也被主科老师占据。在家父母从未曾主动谈起过“六四”，17岁的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还是从记者嘴里得知。
还未踏入职场的90后，在大学校园里向往可能的言论自由。22岁的王海在江苏，她说已习惯政治选举无自由，知道反抗无意义，也不奢求“因我而改变”。但最关注言论和新闻自由。
25岁青年周州在上海，没有翻墙的习惯。 但她认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诉求，还是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锁国外的网站，” 她说。
防火墙高筑后，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式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赢得大量年轻人的喜爱。新兴的流行视屏应用“抖音”让年轻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娱乐和消遣。这是一个全民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举一动牵动他们的神经。微博上常有粉丝掐架问题，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偶像站台。
三十而立 赚钱一心一意
小小说，她对中国的现状挺失望，很多时候觉得心灰意冷。现在的想法就是赚钱。她对生活还有无力感，这源于生活的不易和资本的压力。
小小现为一名电视剧制片人，身处被“资本控制”的中国文化圈。中国的出版和媒体行业被政府严控，也受资本无形的压力影响。她说，个人言论可能影响公司形象和价值。即使没有政府的舆论管控，资本的手，也在影响和左右自由言论。
小小∶“我现在就希望，如果钱和权能办成事，我作为一个好人，我是掌握钱和权的人。而不是让那些恶人掌握钱和权。这才是我奋斗的意义。”
三十而立，徐阳手下还要养活几十位员工。作为商人，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关心政治啊。”
他关心现实的小孩教育，老人医疗，夫妻买房问题。80后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后他们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和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的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陆，买房置业从非易事。
为了不让生活品质下降，徐阳每天工作时间从睁眼到合眼–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他说要先解决温饱，再讨论政治制度。
身在美国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他理解青年对政治的无感和冷漠。“六四过去快三十年，年轻一代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压力赤裸裸摆在青年眼前。”
王丹说: “当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学就对政治有热情。是社会积累到一定条件和阶段才发生。”
但他对未来怀有改变的希望，认为今天的学生冷漠并不代表未来也冷漠。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宽松了，或者出现危机了也会激发（政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