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启蒙运动兴起之前，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天，我们谈论思想文化转型，常常不是赞成李先生的观点，就是反对李先生的观点。李先生的思想学术，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思想界精神气质的基础。认真反思先生的一些观点，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这三十年政治哲学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我个人也曾经深受李先生思想影响。他的三本著名的\”思想史论\”，我很早就以晚辈之身认真学习了。不过，今天当我回头重温先生的部分观点之后，猛然发现先生的中国政治发展观点中带有太多似是而非之处。

第一个似是而非之处是\”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因为是祖宗的，就要坚持，至少部分坚持。这是李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也是几代人念念不忘的民族情节所在。和几乎所有文化保守论者一样，李先生都是在高校和报刊上、而不是在宗祠里和大家族里改造传统文化的。读了李先生那么多的书，读了那么多的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的书，我们都没能见到他们提供了多少社团和组织、更别说是国家，来为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提供事实上的依据。

不过，口号至少提出来了，到处有人响应，以致有人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哈佛和普林斯顿辛苦而勤奋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转换型创造。由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个口号在1915年以来一直大行其道，被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欣赏，认为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宪政民主。我一直佩服他们的说话勇气，也欣赏他们的宪政追求。总比那些认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就要固守传统政治发展模式的想法好。然后，这样的欣赏不能代替基于事实的分析。很多朋友反复讨论这个问题，都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来说事，认为这些国家是传统文化转变出来的。

没有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造，日本不会那么容易建成宪政民主。韩国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对它在文化上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儒家，不如说是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新加坡虽然曾经鼓吹亚洲价值观，但是作为一个小国，且不说对中国没有多大的样板意义，而且也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总之，这些国家其实都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尤其是台湾，一直被作为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典范。对此，我有异议。台湾经验对我们事关重大，我这里需要认真分析，提出四点如下：

一、且不说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等话题，国民党高层精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看全部历程，不难发现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是一个对国家主义很有情感的基督徒。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带去了数百万的国民党党政军精英。这些人肯定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好孩子。譬如蒋介石宋美龄家族是基督徒，后来的李登辉也是一个基督徒身份的总统，对台湾第一轮政党轮替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与其说台湾民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果，不如说台湾民主是台湾社会、中国文化大部分西方化、部分基督化的结果。当时中国大陆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就过去了两百万的精英。我们不能说留在大陆的人有多么坏多么傻，而是说至少中国大陆的很大部分精英都到台湾去了，这才促成了华人世界的民主化奇迹的人才基础。

二、台湾的政治发展不能不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国民政府的亲美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常识。在这里，更可以看到西方化的影响。蒋介石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和美国断交。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是中美的建交。在艺术界流传一个说法，当台美断交的消息传到台湾后，正在舞台上献唱的歌唱家罗大佑和他的朋友就抱头痛哭。这个罗大佑，是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的异议人士。胡适先生和储安平先生都曾经说和国民党在一起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和共产党在一起是自由的有无问题。在反共这个主题上，台湾朝野是一致的。面对大得比台湾大数百倍的中国大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陆高速发展的压力，无论多么希望独立自主，多么反感基督教、支持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为了在台湾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蒋经国都不能不审时度势，讨好美国人，加入西方自由民主大家庭，走开放党禁报禁、落实宪政民主和政党轮替的路。即使到了今天，台湾民主化改造成功了，还不能不考虑中国大陆的巨大威胁力。我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土地就那么一点点，台湾就不能不走宪政民主的路。这个优势，大陆的民主转型再羡慕也没办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

三、台湾本地化的南部的美丽岛党人和后来的民主进步党人的独立组党运动，这个因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无关。台湾民间运动不是中原气质的。台湾南方人民，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个也是大陆很难具备的。令人感动的是，民进党人的组党，受到了国民党体制内报纸的公开声援。在高呼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大陆，我没看到这个现象。

四、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台湾的政治体制本身就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资源。台湾至少有形式上的独立司法。这个大陆不具备。我分析了欧美的民主化转型，有个政治理论叫做\”新罗马自由理论\”。\”新罗马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有城市自治，才能保护市民、联合市民，一起来对抗中央集权。孙中山时代就鼓吹县市自治。在台湾，民进党可以借助县市自治来进行体制内的选举努力，积累选战和执政经验。否则，当时的台湾人民可能连体制内抗争都没有机会去参与，更别说更大的努力。这个是制度性的，与传统文化无关。

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不是自由民主在中国能不能建成的充分条件，也许只是必要条件，也许连必要条件都不是，更不能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在台湾，因为曾经参与了，而且看上去的确说服了一些人来支持宪政民主，虽然这些人依然只在书斋里鼓吹他们的宪政民主。因此，仍然可以说它是部分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应该被转换和未被转换了的传统，并没有在法理和学理上清晰界分。带有传统色彩的负面因素，仍然是阻碍台湾民主良性运行的负面因素。这个我们在连战等国民党老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将起到正面还是反面的效果，效果有多少，关键要看这种转变是口号上的，还是行动上的。

第二个似是而非之处是\”吃饭哲学\”。李先生八十年代提出\”人类学本体论\”，在九十年代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他说他说\”吃饭\”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它也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前提。这是自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由于中国人不像西方人有个上帝，所以就发展出了\”乐感文化\”。对\”乐感文化\”本文不提。在\”实用理性\”方面，李先生的总体建构思路是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进行了一个综合，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发挥成了\”人活着的命题\”或者\”吃饭哲学\”。这个说法分析起来别有味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来开展工作。李先生一以贯之地支持以经济发展业绩来为执政党寻求合法性基础。可以说李先生是个主张传统文化转换性创造的唯物主义者，一个认为吃饭是人生第一要务的启蒙主义者。

人是铁饭是钢，吃饭和经济发展当然如此重要。可是，人仅仅满足于吃饭和乐感文化吗？一个发展了吃饭哲学和实用理性、而且到处宣扬的民族，如何发展出古希腊那样的理性主义、承认古罗马的程序正义、接受基督教成全的法治主义，又如何接受英国的普通法思想？反对文化批判，可是他为什么又要鼓吹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在这里，文化和政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文化又如何去成全现代的宪政民主的政治？回到当下，改革开放30年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吧，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现代政治？

东说一点，西说一点。没有现代文明的更多认识，这不要紧，不阻止他本人继续谈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如一边宣扬\”告别革命\”，一边到处启蒙和讲学。

第三个似是而非之处是\”告别革命\”。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还有那么一点点或多或少的道理，那么\”告别革命\”就完全是谬论。《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李先生指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他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李先生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为了吃饭，李先生就告别革命了。列宁说，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生活，革命就爆发了。很多时候，人是为了吃饭才革命的。用吃饭来否定革命，以一个事实来否定另一个事实，用一个现象否定另一个现象。与此相伴的另一个谬论是吃饭哲学。吃饭哲学现在没多少人相信，但是\”告别革命\”一说却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大陆诸多学者的精神气质基础。

西方的宪政民主历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完全风平浪静而来的政治文明。别说法国大革命，已经被一些学者批判得声名狼藉了。可是，革命，该来的时候还是来了，挡也挡不住。基督徒的英国政治家柏克以\”反革命\”著称，他虽然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至少还支持了美国的独立建国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两军对垒的流血战争。后来的南北战争是联邦政府和一个伪立的联邦政府之间的战争。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秩序\”典范的英国，还有1840年后开始的清教徒革命，以及后来的\”光荣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国王可怜地上了断头台。无论该不该上，毕竟人家就这样上了，后来接班的英国国王再也不敢轻易大庭广众下耀武扬威了。\”光荣革命\”比较文质彬彬，毕竟还是被称为\”革命\”。上溯到1215年，没有贵族维权运动的武力震慑，倔强傲慢的约翰王不可能签订《自由大宪章》这个宪法性文件。今天被认为人类自由灯塔的国家，没有一个宣布告别了革命。台湾也没有宣布告别了革命。嘴巴上剥夺大众革命权，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良心，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乱情迷的永恒追求。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宣布了，而且到处宣传，可以说别有一番风味。

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看法是公民具有不服从的权利。被称为国家主义的典范人物的霍布斯有个著名的\”利维坦\”政治命题。就是说公民要自由，需要政府保驾护航；没有强大的政府，公民也没有自由。关键不是要不要强大的政府，而是如何对一个强大的政府限权，也就是政体问题。这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再是一个文化命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话题。可是，即使是霍布斯这个反对民主制度安排的学者，也没有宣布告别革命，而且说人民为了自我保存有权反抗暴政。\”反抗暴政\”在洛克、美国联邦党人、以及后来的深受康德道德哲学影响的罗尔斯那里，也都被列为公民的保留权利。即使是美国联邦宪法，还承认了公民的持枪自由。为什么要持枪？就是要自我保存。

2008年，上海发生了杨佳案件，让人开始回忆宪政法学的这些经典命题。有一次，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和我讨论人类社会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的问题。他说其实最好的是宣布放弃革命，一个国家没有革命，统治者永远有敬畏之心。我笑笑对他说，这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想革命也革命不起来，想改良更是没我们的份额。他说，他认为革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我说不革命也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最好的办法是认真比较一下哪个成本更高，深思熟虑再决定；只是我们这些人常常没这个耐心和认识水平。

第四个似是而非之处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不能说全部为谬论，还有相当部分的道理。发表于《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李先生就已指出\”救亡压倒启蒙\”乃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苦果\”的重要原因。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也提到了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可见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论点有很大的道理。近代中国太多仁人志士启蒙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维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反对西方的入侵和侵略。救亡有错吗？不能说不正义，但肯定不是正义的标准。道理很简单，美国联邦党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民权利。看上去他们都希望人类文明，公民权利有保障，国家有尊严。但是对这些价值的先后顺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人群的基本地盘和精神气质。换而叙之，近代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启蒙\”压倒另一种似是而非的\”启蒙\”，譬如用救亡启蒙来压倒民权启蒙。不变的是那颗坚持不懈、奋勇启蒙、屡败屡战之心。

在救亡与启蒙这些政治大话题上，李先生的致命缺陷在于：从来没有直面现代政治的政治性。先生眼中只有\”吃饭\”和\”文化\”。文化的目的是什么？是吃饭吗？吃完饭之后做什么？继续文化和\”启蒙\”吗？谁来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作为一个带刀护卫，权利保护者又该如何被限制与制约？没有直面自由民主的政治性，核心的体现就是没有直面自由民主国家的暴力性。好像文明制度下的国家不会杀人，也没有军警和监狱。因为寄希望于民众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和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所以李先生的政治哲学几乎不谈对任何统治者和政府的权力限制和制约，当然也就不用谈任何立宪技艺、制度安排和组织管理。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就直奔文艺美学的政治浪漫主义。可以说李泽厚先生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精神传人，也是他所不太赞成的儒家和新儒家的现代遗产继承者。

看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杭州的温兄对我说，李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过时了的思想上的敌人。我说先生精神与这个民族同在。无论先生今天有多少的著作和文章继续发表，也无论先生在各个高校有多少的研究生点，在先生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除去正统自由主义–以美国联邦党人、英国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代表–之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的谬误。如\”告别革命\”和\”吃饭哲学\”支撑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先生的20世纪传人就是今天不思立宪的主流经济学家，\”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和对\”救亡压倒启蒙\”中的对启蒙政治的单相思则通向了以为文化解放就能促进宪政民主的文化政治论。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幸福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说他幸福，是因为他在1930年出生，那时出生的孩子，还有机会接受相对正常的系统的国民教育。1940年出生的人、1950年出生的人、1960年出生的人，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说他勤快，那是因为，早在1958年，他就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名了。改革开放才开始，他就出了好几本书，如《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个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后来，他又出了很多书：《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与刘纲纪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 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认为制度与文化毫无关系的制度决定论者。我努力谦卑地思考所有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我相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谈到的政治文化对国家法制的深厚影响，认为传统文明应该成全人类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对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我有不一样的文化选择，只要他承认现代政治文明，不论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他从对传统的热爱过渡到对现代文明的承认，哪怕是简单地想当然，我就对他报以深深的敬意。因此对李泽厚先生的良善与热忱，我也报以同样的尊重。

其实李先生已经进入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层，虽然他给出的答案几乎都是似是而非的。重温先生著作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思想路径：先生信奉吃饭哲学，又那么热衷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开始，直到\”告别革命\”、\”吃饭哲学\”、\”救亡压倒启蒙\”，四大似是而非之处，带有很深的逻辑联系。这样一个体系下来，究竟如何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精神气质特点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实证分析的角度来反思。反思所涉及到的政治哲学、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转型，乃是中国永远绕不过的关键命题。认真对待这些命题，还是我们理性讨论中国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