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哪朝哪代专制暴君能够暴虐横行，皆因为有成批的助纣为虐的恶奴，为暴君干脏活挖空心思谋划邪恶方略。但是这些恶仆大多下场凄暗难有善终，对于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中共政权更是如此。习近平掌权后的一个例证就是人称网络沙皇的鲁炜，在为习近平干了无数脏活将网络整得只剩谄媚之声后，却被习近平有如一摊臭屎一样抛到社会上散臭。鲁炜是习近平成为中共头号掌权者后，要实施最严酷肃杀网络管控时应运而生的，并以其横蛮横暴无耻又无赖的手段，将当时尚有一点言论空间的大陆网络，整到现今大陆网络一片肃杀黯淡，鲁炜对实现习近平的心愿可谓居功至伟。然而中共收拾鲁炜时给他晾出的罪名，其长其多其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的内容，不要说堪称中共罪犯第一人，翻遍中国历史怕是也难寻觅到可以比肩者了。习近平惩治党官以派系异同划线，鲁炜落此下场是否踩了习近平这条红线难以知晓，但是却验证了助纣为虐者难得善终的规律。
助纣为虐者下场凄暗，在中共暴虐统治下，远比历朝历代更为令人惊悚。例如为首将毛泽东推上独裁之位的刘少奇，不仅被残暴凌虐而且不准死，直到听完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共决议后，才准一命呜呼。再如自诩最早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彭真，以毛泽东的大警卫为荣的罗瑞卿，无不是经历生不如死的险恶才侥幸逃出鬼门关。以整肃中共内部没有站对线官员为目的的文革，更是几乎将所有的为虐打手收拾遍。就是始终充当毛泽东恶奴的康生，虽然毛活着时没有遭到报应，但是毛死后也传出被活活吓死。这就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下，为何不论历史还是现实，助纣为虐难有善终如此明显，但助纣为虐者却始终充盈于途？
促使助纣为虐者大量出现的首要因素，无疑是认定此乃是迅速攀登权势富贵捷径。这类对个人独裁者的独裁推波助澜的助纣为虐者，并非不知道独裁暴君的危险和危害，但是既难克制对权势的无限贪婪和膨胀欲望，又深信自己足够聪明和幸运可以逃脱暴君的戕害。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之流的毛泽东近臣，就是这类曾经大权在握助纣为虐者的典型代表。其中刘少奇的起落经历可以说最为典型具有传奇色彩。最早喊出毛泽东思想并迅速攀上二号权势者宝座的，正是这位二十多年后被毛泽东凄惨整死的助纣为虐者。当年在庐山刘少奇指斥彭德怀，大喊“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那份声威又何其凭空挥洒、酣畅淋漓，直到他被莫须有罪名掀翻马下，才想到他收拾人时从来不需考虑的宪法。
另一类助纣为虐者或明白或自我欺骗，以助纣为虐逃避内心的恐惧怯懦，欺骗自己站进了大义真理阵营，以摆脱内心的自我反省和谴责不安。文革初期投入太平湖自杀的作家老舍，是这类以大义真理为名充当党棍打手，安抚自己助纣为虐的内心不安的代表。早在周恩来诱导老舍从美国投奔专制中共前，老舍便对专制集权有清醒认识，而且通过文章文学形象对专制冷嘲热讽。但是老舍投入中共阵营后完全无视自己过去的意识，在中共文学艺术界充当打遍天下六亲不认的恶棍，对自己数十年的老友也翻脸比翻书快。老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自己受到运动中拥共民众热情义愤的感染教育，认识到了大义真理并坚定不移站到这阵营。
当然不否认也有助纣为虐者真心认为，独裁专制的无情残酷是大义真理，并是实现大义真理目标所必须的，所以大义凛然的充当助纣为虐者。不过真心真诚如此推行的理想主义者，只要活得足够长有机会认清事实真相，一般也会真诚改变观念成为反对者。中共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曾经是助纣为虐的两根大棍子，但是经历文革后对此有相当认识，周扬在六四中反镇压立场和承受的压力，说明他不再并反对助纣为虐。
也有大量的助纣为虐者其实并没有清醒的目的，仅仅是助纣为虐可满足暴虐为乐的心态，这主要存在于社会大众尤其是流氓痞子群体中。毛泽东是最看重和最擅长发挥这些社会闲散能量的，不论是当年鼓励他们到少奶奶小姐牙床上滚一滚，还是文革中支持鼓励红卫兵造反砸烂社会一切秩序，全是鼓动起社会闲杂人员和简单幼稚者，并放手让他们作恶以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不过充当暴虐为乐者的下场更为悲惨，造反派和红卫兵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不是遭受镇压打击便是弃之如敝屣。
正是因为世界上充满了对权势的贪婪、艳羡、恐惧和盲从，所以专制独裁的暴君从不缺乏助纣为虐者，尽管人们无不知道其中的危害和危险。只有铲除生产独裁暴君的温床，既社会权力相互制衡和民主选举产生，人才可以活得像人似的而不寻求权力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