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当归的国体时代（网络图片）
美台关系升温对大陆辐射就是民国当归。政权与国家和社会的切割，在长期沦陷状态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政权的组成人员，到底是国人还是敌人，也是暧昧不清妾身不明的。现代国际法把敌对国的军人和平民区分开来，然而麻烦的是就像人民战争游击战这样军民不分的，即使民众是被迫的。就像一个长期被劫机犯劫持飞机内的普通乘客，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遍布，到底应该不应该整个飞机打掉，是一件非常麻烦难以辨别的事情。世界主流文明对待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不同的，但对中共和国家人民混合一体的状态无可奈何，一方面中共统治下的人民无处可逃，没有能力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中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只把中共当做“我党，我们”，而区分政权与国家，政府与国家的，极少极少，倒是非知识分子粗通文化的普通人可以区分。美国所宣传的“反共不反华”原则，碰触中共的“反共就是反华”的强大预设，就立即崩溃。
在维权时期，我们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纳粹时期的抵抗运动，使抵抗人士区别于纳粹人士，分开来。维权是从被劫持的飞机边上慢慢滑走的自救措施，使自己和中共体制分开来。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把卡尔.施密特作为战犯进行审理，施密特用庇护与服从的学说自我辩护说，来自自由的力量如美国没有介入庇护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普通民众，他们如何可能从纳粹统治中挣脱出来，区别于纳粹。用庇护与服从学说，可以说光是指责中国人民愚蠢是不够的，需要美国扶持民国，作为另外一个中国辐射大陆，就像一个屡屡被家暴的女人，需要一个勾引他的男人，才会离家出走，不然就只会苟活于暴力之下。美国民国复交，就可以让大陆民众看到希望，从而做出切割。如此美国的“反共不反华”原则，就不容易被弄得很崩溃，就站得住。
过去是维权与维稳纠缠的时代，如今应该是国体时代了，法西斯化也是国体问题。民间即使还在推动政改的倒逼幻境里，也会被当局的步骤带到国体问题中。当然这也是无主体性的体现，被猫玩弄的老鼠。
以民国国体或者国体的角度来看，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民间具有最为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抗争的路径为中共体制所预设和所规制，几乎没有例外，革命者继承被革命者的特征最为明显，被革命者的幽灵就在革命者的身体中，其路径依赖几乎没法挣脱。所以越有公共性的大陆民间抗争，其共党党内性越强，其党内性与公共性舆论强度成正比。拿林昭和黄立众的对比为例，就很清楚。
我不信任舆论热点中心的抗争事件和抗争者，把眼光投向之外的，党外性强的，在未来具有强大生长能力的。简单的说，属于国体问题的。49后共党意识形态曾有一度如昙花一现倾注于国体问题，但立即转向全盘转入国家机构政体组织秩序，在政体之下打工服务。关注于国体问题的是该公司的股东包括散户，而全盘在政体之下组织之中的是打工仔。
就像民国国民党时期律师为共党人士辩护，如此超越国共两党之上，成为国体的捍卫者，例如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国体罪辩护。为政治犯辩护，政治犯是有党派的，而律师是超党派的。民国时律师不站在共党一边，也不站着国民党一边，他们捍卫的是法律与国家，而不是哪一党派。也就是去政治的，超党派的。当然大陆维权律师很愚蠢地把自己的超党派地位用口水吐没了。维权律师的政治合法性暧昧就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做犹太人，以法利赛人为典型。As if，仿佛在已经法治下进行行动，已有权利的情形下进行行动，这是米尼奇克在《通往公民社会》中的回答。类似于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不过耶稣谴责法利赛人自我为义，就像中国维权律师自以为带来法治一样。
当下中国的维权律师，已经被用特殊的控制手段排除在政治犯或者异议犯的法律程序之外。没法给政治犯和异议犯辩护，就是说维权律师已经没法承担政治功能，已经掉了下去。就是说维权律师被赶出政治犯的法庭辩护，没用了。
遥想魏京生于四五运动当年，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占据最高高度，然而时人知之不多，没有暴得大名隅居一角。民间不知中共知，邓小平钦点，将魏京生提到四五运动最高高度。封神榜在中共手上，这是大陆民间四十余年的特征之一。所以在大陆民间火热的，不见得是重要的。胡平说小近大远，意思是说，把近处的热点好大的事情，看得很小，把远处的，未来的事，边缘的事看得很大，重点投资。
因为中美贸易战爆发，过去建立在经济交叉融合的“中美国”家庭闹离婚，中美国类似于中国当下的八十后青年的婚姻，就一时时摩擦的经济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没有信仰宗教文化法治等等方面的共同性。“中美国”本来就是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的世俗的，经济的替代品，而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关乎美国和民国的国体问题。中美国就像拿经济来当做万能药来解决问题，因为其他的不敢拿出来的，凡是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不是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僭越国体问题，与中共体制的政体僭越国体是一致的，相配套的。所以“中美国”的离婚，也是国体时代的证据:重大问题皆国体问题。
共党获得喘息的时间也是赢了。要知道，共党一直在赢得时间。获得喘息的机会，从八九之后。美国给的四十年时间，就是这么赢回来的。
国体问题
国体问题就要求返本开源。当下不管是要回到49后教皇毛泽东还是要回到民国，都是一种返本开源。
恩斯特.冯.萨洛蒙在二战后的《调查表》中回忆说，1918年奔溃后，大规模的民族运动的唯一目的在于更新国家的概念，它在方法上将是革命的，而在性质上将是保守的。而且，凡是试图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转移到人民，从权威转到全体，就是对真正目的的无耻背叛。这里讲的就是二战后直接民主的国体危机问题。
一旦进入国体问题时期，最极端最保守的宗教也能返本开源。其极端激进的复辟，不外乎国体危机的体现。开出的药方是疾病的组成而已。
伊斯兰教世界就是如此。阿布杜拉.阿穆得.安纳伊穆在其《通向伊斯兰改革：公民自由.人权与国际法》就有对伊斯兰教法的原教旨再发现意图，如此要求原初性，原初目标或原初状态，从而把后来的背离原初当做歧路邪路，以类似于犹太教的“悔改”来回归于原初。按照后来苏丹作家马穆得.穆罕默德.塔哈的著作《乌斯塔德》的阐释，安纳伊穆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上对于伊斯兰教法的理解是基于穆罕默德后期麦地纳时期的教义，然而，穆罕默德早期麦加时代的教义才是伊斯兰教内在的和根本的启示录。安纳伊穆主张，麦加教义和原则的优越性在于，它反对偏执于为现实约束性和手段必需性所扭曲的麦地纳教义，麦地纳教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还不具备麦加教义实现的条件，蜀中无大将缪化当前锋，就像共党说共产主义暂时还不行，现在先搞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先搞新经济主义，总之，只要是共党的领导，搞什么都是共产主义的。
安纳伊穆认为，现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可以按照早期麦加教义去阐释伊斯兰教法，他指出，按照这种解释，伊斯兰教法是支持宪政民主制的。这种循环历史观认为，原初是民主的，后来被迫成了专制独裁，如今又该民主了。各国各族皆有这种循环历史观，与国体恒在政体循环认识相配套。各大宗教都可以如此，例如佛教，儒家。基督教就更不用说了。亨廷顿调查认为伊斯兰教与宪政民主冲突最大，看起来仅仅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在四五百年前就完成宗教改革，形成归正宗新教，对自己来一次返本开源。儒家和佛教都有“新教改革”的渴望和社会想象，以适应现代性。
安纳伊穆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期麦加时代关于伊斯兰教法的阐释，是支持男女平等，并支持信仰与宗教选择的完全自由，这两种支持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是一致的。
他写道，《古兰经》没有提及宪政主义，但人类理性的思考和经验表明，宪政主义对于实现由《古兰经》描绘的正义与美好社会是必要的。
罗尔斯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的注释中说，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关于宪政主义的正当性阐释和支持是关乎重要的。由于所有人都能在宪政主义原则及其特殊规则上达成一致，这包括一致同意不论性别和宗教背景均应完全平等其不受歧视，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有他或她关于达成一致的理由。
这个可以叫做伊斯兰教宪政主义。与之并列的还有基督教宪政主义，佛教宪政主义，儒教宪政主义。我主张的是基督教宪政主义，受其影响，对于各种宗教宪政主义，我讨论和支持的是其共同的“返本开源”，也就是原初–扭曲歧路–再回源头的再生路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样，起源于犹太教，其所面对的现实处境造成其分化。源头与终结都归于一致，所以耶稣基督又是起源又是终结。这里要说的是中间歧路扭曲阶段的敌基督：人因为不虔和不义而把真理“囚禁”起来，阻挡者冒充了宪法的守护者。
佩特森在《面向終末的美德–罗马书讲疏》一个注释中说，人一方面拥有真理，即对神及其律法秩序的认识，但他们没有让真理把握自己，而是把真理囚禁起来，他们把真理牢牢控制住，控制在不义中，不义是一种魔力，通过它人可以让真理为自己服务。
自甘沦陷
自甘沦陷的偶玩山庄。古龙武侠小说《萧十一郎》中讲了一个逍遥侯“玩偶山庄”的神话故事。逍遥侯的武功是超人级的，他把武林级顶尖的高手抓来，催眠，让他们看一个微缩的玩偶山庄模型，就像我们去售楼部看楼房一样，玩偶山庄也有着微缩的武林高手，于是这一些人觉得自己被逍遥侯微缩了，住入极小的玩偶山庄，成了逍遥侯的手中的小人国玩偶。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因为反抗是平等主体或者接近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一些武林高手被催眠自以为自己已经变为微缩极小的玩偶，武功再高也打不了逍遥侯了。这个“玩偶山庄”的神话，经常被我来形容49后的自任“我党，我国”的知识分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在“小人园里”自己讲“党内民主”，“改革开放带来进步”，“历史会审判你们坏统治者”。这一些抵抗首先预设了和强化了逍遥侯毛泽东关于“玩偶山庄”的神话，就注定不可能如萧十一郎一样，轻轻一撞破墙就打破神话的魔咒。更重要的是心中贼的打破，不要自甘于沦陷，然后于沦陷时间内生出自我为义的历史感，和价值体系。
08宪章后不久，我，范亚峰，高全喜，还有北大的陈端洪，田飞龙等一起吃火锅，有人在说秦有敏的《21世纪和平宪章》等等几个民间文本，我摇了摇头，说没有制宪权的文本扯什么扯。还不如直接接受争议冲突较小，普遍接受的民国宪法。1949沦陷的漩涡之内，受其框制，再兴起的宪法文本不外乎沦陷的特征，就像汪伪政权之内的政府一样。
《投名状》中马新贻说，我这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多活一段子时间就是赚了。共党从49那天开始就是合法性危机，而且是全面的合法性危机，所以不断屠杀和政治运动，以恐惧来扼杀合法性危机，赢得时间。中共政权不是理所当然预设的前提，可以存在着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或者民国，因为合法性危机始终是全面的，但是不会浮出水面的。凡是预设中共统治的既成事实并且能长久延续或者崛起的，都是我所说的“玩偶山庄”的玩偶，是被洗脑而老觉得别人被洗脑的玩偶。当他觉得和批判别人是洗脑时，就掩盖了自己被另外一种洗脑的事实，一个乡下的秀才只要每天看着不识字的农民就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举世皆浊我独清呐。预设中共的既成事实和长久统治，掩盖其合法性的总体危机，是改革开放时期时间内整体的被洗脑行为和民国国体最严重的危机。就相当于母亲被强奸而出生出来的儿子，发现当年强奸，不敢报警毁自己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