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肇始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发生有时，关于这场危机的动因、性质、幅度及其未来的走向等等，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其他各类重要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视角，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虽然他们的某些看法相互之间彼此冲突，甚至尖锐对立，但总的来说，关于这场危机，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乃至社会形态层面上，还是达成了某些共同的意见。本文无意从经济学乃至全球经济的角度对这场危机做一种专业性的分析，而是准备跳出这场危机的场景，从一个现代政制的角度，对这场危机的特性、美国模式及其在中国当今转型时期的作用等问题做一个讨论。

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

关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形成了如下两点基本一致的看法。第一，这场危机属于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它源自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在二战之后所进行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具体地说，美国金融机构在诸多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的创新和发明时，尚未及时配套地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由此导致了这场危机。第二，这场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美国金融体制自身的危机，它有更深的社会背景，它表明当今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困境，历史形成的美元霸权难以有效地维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也是一种对于美元的信任危机。对于上述两点，本文基本认同。但是，如果进一步追溯这场金融危机更深一层的动因的话，就出现了分歧。

从直接的层面看，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两房信贷所导致的，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点，它们的危机引发了美国金融链条的全面崩溃。值得注意的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机制本身并不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这次两房引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吊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创设两房是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政府为了解决大多数美国人的购房而设立的，作为一种准政府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制，其实质是为那些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购房人提供一种准政府的信托担保，以此支持他们的购房贷款，正是这个机制成为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当然，这种准政府的信托担保机构在美国并非两房两家，与此相类似的机构还有很多，特别是随着金融工具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监管机制的缺乏，原初机制中的风险被一批又一批华尔街的金融专业人士层层加码，打包转移，将内含的这个炸弹无数倍的扩展放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美国金融信托体系的全面崩溃。现在回过头来追溯个中原因，除了美国人的超支消费、金融创新的监管缺失、金融专业人士的无耻贪欲等原因之外，其实这场金融危机在它的起点上早就注定了。因为它把一个本来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机制通过政府之手强行推入市场，并把其内在的购物需求与支付能力的矛盾隐藏起来，尽管这个机制在金融市场中辗转变异，神龙活现，但致命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愈积愈巨，最终天窗总会捅破，这场危机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为什么联邦政府要搞出两房这样的机构呢？这里就又涉及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宁愿选择这样的策略，即用政府的信誉担保或鼓励两房之类的金融制度的创新，从而满足平民大众借贷购房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看上去众多美国人通过这类准政府信托机制，借贷购买到了满意的房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如果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法则，他们是无处贷款的，但政府为了他们的选票而通过两房等机构为他们的不切实际的欲求开了绿灯。所以，追溯这场金融危机的更深一个层面，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所致。实质上这种张力关系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主要矛盾，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轮番执政，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学，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分别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是几十年前美国新政的一个机制所埋下的定时炸弹的引爆而已。

为什么上述矛盾会经历这样长的一个周期并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呢？这就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性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虚拟资本性质有关。业内人士早就指出，美国经济演变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一体化和虚拟资本化的时代，美元货币作为霸主，主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对于美国大众来说，他们的超支消费可以由世界各国来分担，至于为什么外国经济要为美国人的消费买单，那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枢纽在美国，国际金融的中心在美国，美国既是一个科技与军事帝国，也是一个美元帝国，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聚集世界各国的财富，再加之华尔街职业金融家们的不断的制度创新，就不但舒缓了美国经济层面自身的内在矛盾，而且刺激了美国人的超前欲求，放任了金融业人士的贪婪和无耻，致使美国人民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充分享受了透支消费的幸福生活。但是，这种美国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美国政府又不可能具有“化有为无”的技术把这种透支消费的深层矛盾彻底转换掉。所以，当这场金融危机终于来了的时候，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来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如何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创造性地平衡选择，那是他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很多人把美国金融危机的动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大多是基于某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模式所致。为了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干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救市措施，例如，联邦政府财政部直接接管两房机构，将数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直接注资商业银行，此外，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包括中国政府，也都纷纷加入到这场政府救市的宏大行动之中，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是一次全球政府救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举措。由于当今世界各国为这场金融危机解套全都采取的是政府救市的方式，所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被重新提了出来，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政府经济政策，成为解救当前金融危机的唯一方式，那么由此推论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与之相反的新自由主义，似乎也就言之成理了，更有甚者，世界各国的左派理论家们借此掀起了一股重回社会主义的思想旋风，所谓世界经济形势左转，自由市场经济终结，《资本论》重新畅销，新自由主义灰飞烟灭，等等，成为一时思想理论界的谈资。在我看来，上述说法显然为时过早。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确实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大了政府救市的力度，几乎全都一味把解套放在政府救市这类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上去，因此说整个西方世界向左转，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政府主导的时代，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这种政府救市方式，长远效果究竟如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除这场经济危机，看来情况也并非如此。当然，通过这场如此力度的世界各大国参与的政府救市，在不远的将来（有人预测在2011年前后）世界经济大致可以渡过难关，进入暖冬。既便如此，世界经济是否由此就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自由主义经济时代，仍然还是大有疑问的。

对此，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新奇，不过是任何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的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已，只不过这次周期波动的峰顶恰好与金融创新机制的失范叠合在一起，从而表现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从机理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自然表现，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尽管具有很大的杀伤性，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但同时也是一副良药，它可以把这些年来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中不良的泡沫成分诊断和清除出去，从而为未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整个人类经济生活，从古到今就是一个自生的扩展秩序，有其跌宕起伏的生命周期，如果说从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发展到现在，人类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时期，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不过是转折的开始，今后还有漫长的时期要渡过。依据这种自生秩序的经济学原理，经济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会创造出自我修复的内在机制，政府救市之类的财政努力，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固然它们也能短期地解决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但从本性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还要靠自由经济的自生秩序来自我修复。

宪政框架与地缘政治

本文所要处理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宪政框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是否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任何一种经济震荡，尤其是这样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必然会涉及到美国乃至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乃至文化都难免受到影响，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本文所说的政治或政治制度，指的是美国的宪政制度或共和政体，由此观之，对于这场经济危机，虽然各类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国际关系学家乃至政府官员，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显示，尚没有重量级的宪法学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政治家或政治学家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只是相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没有涉及宪政制度。由此可见，这场经济危机尚没有构成美国的宪政危机，更没有触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显然，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与美国历史中的三次社会政治变革（宪法学家阿克曼总结出的美国立国、内战和新政）是有重大不同的，甚至从根本上还达不到它们的深度，或者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罢了。那么，本文为什么要把这场经济危机与英美的宪政主义联系在一起呢？从学理和现实层面来说，似乎都没有多少可论述的必要，本文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另外一种背景，那就是所谓的中国视角。

由于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层面上的广泛影响，以及由美国政府牵头的全球各国的政府救市行为，使得理论界，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左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左派，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本来并不相关的问题掺入到这场危机所引起的理论争议之中。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包含两项基本的内容，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这两项基本制度又都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核心的基本稳定的制度层次，另外一个则是适时调整的政策层次。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依然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的核心制度，至于政策层面，美国的经济政策乃至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因这场危机而发生重大调整，甚至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核心层面的市场经济秩序。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在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也体现出来，那就是，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乃至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已。与此相关，美国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其中频繁发生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等循环往复，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大框架之内的事物。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就目前来看，也不可能彻底突破这样一种格局。

经济制度如此，宪政制度就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并未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显然更没有可能去颠覆盛行百年的美国宪政秩序和共和政体，当然，这场危机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府行政会产生一些影响，甚至导致一系列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公共政策、福利政策和财经政策的出台。至于前述我所谈的那个深层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它的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现行的美国政治制度是无法根除的，应该看到，这个深层矛盾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逐渐扩展的，西方近一百多年的社会政治历史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确实是美国和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隐忧。但是，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似乎通过一种未来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理想，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经济“奴役之路”在二十世纪末已经遭到了全面的崩溃。那么，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呢？显然，它也无法彻底实现人民的普遍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政府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相当危险的角色，一方面它要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自由秩序，保障社会财富的有效增长，从而确立一种基于创造能力的制度正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协调社会的普遍需要，实现一种基于民主投票的分配正义，使广大人民分享社会财富的普遍福利，尤其是民主政治对于塑造国家制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难以在自由正义和分配正义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尽管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相对约束某种民主政治的强势，但总的来说，以代议制为枢纽的现代民主政治很难解决上述所言的那种基本矛盾。也许这恰恰是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性，由此构成了永无完结的人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甚至伴随到人类社会的终结也说不定。

上述所论，还只是从一个分立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说的，事实的情况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来，使得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这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又不单纯是一个自身独自成为单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它还与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文化秩序构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相互关系，由此滋生出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等一系列国家间关系问题。我们看到，由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核心霸主地位，它可以把自身的经济政治问题，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既让世界分享普遍的人权保障与经济繁荣，更让世界分摊它的经济危机之苦果。就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来看，美国政府和人民让世界各国充分领受了这个霸权国家的另外一个自利的面相。

其实，人类政治从来就是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国相互联系的世界社会，具有一个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在里面。所以，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共和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等，都不可能是一国之内的事务，而是与世界秩序相关联。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格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趋于一体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并不是一种主权国家的均匀分布状况，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周期内，呈现出某种或某国政治与经济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所以，所谓普遍的自由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非均质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密切的联系，用我的话来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普遍性的、以个人为本的规范主义理论原则和制度实践，另外一个则是国家主义的、以民族国家自身的政治与经济乃至文化利益为枢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理想形态与国家主义的现实形态，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现实的人类政治与经济制度在三百年来的历史演进。

具体说到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从世界格局的层面上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动因，那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格局。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八国集团以及其他几个后发国家频繁召开会议，就政府救市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展开讨论。可以预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会产生一系列变革，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货币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开始浮现出来。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美元主导地位因这次经济危机而受到全面的颠覆，应该指出，在相当的时间内美元的地位将会下降，但不会有根本性的取代美元的新机制出现，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调整或改革，而不是一种颠覆或新创，因为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和现行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而且，正像前面所言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并不会因为这场经济危机而全面崩溃，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现行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也依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至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与这个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在交融中逐渐扩大影响力的过程，合作大于替代。

当然，在这样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中，人们有理由来指责美国仍然在分享全球经济的果实，并把自身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相当部分地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来为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但是，这种指责只具有道德的涵义，而就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这是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美国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所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地缘政治经济的果实。在历史的进程中，美国由于在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它必然要把世界经济的成果转化为美国内部的一种福祉。这种美国的国家哲学与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无关，或者说，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一种美国的内政，它与美国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构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内政是内政，外交是外交，它们是两分的，美国的自由宪政主义与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并不必然是水火不容的，反而恰恰是美国政治的一种高度成熟。

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前面所言，基本是站在一个较为中立的角度来谈论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相关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实际上，在上述所言的背后，我们摆脱不了一个现实的语境，那就是我们不得不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经济危机，看待与此相关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因为中国近百年来已经融入到世界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并且逐渐拥有自己的位置，正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在这三十年间可以说是较大地分享了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成果，有论者曾经指出，中国和美国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中的两家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中美关系问题，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最核心的问题，所以，通过这场经济危机，来重新盘点一下中美关系，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府救市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战略，涉及到中国的基本国策，涉及到中国的基本道路。

关于中美关系，说起来还要从长计议，这里有多个层面和多个视角。远的不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一个如何看待美国模式的问题，更实质地说，也就是中国如何学习美国模式而走一条英美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简单地阐释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走一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而逐渐过渡到一种美国模式的经济制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轨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这样一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内在勾连的经济改革之路，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都隐含着对美国模式的学习与借鉴。我认为，那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痛加挞伐的态度是相当片面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三十年，中国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国民财富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中国确实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站立起来。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等相关问题，也同时引发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除了诸如贫富两极分化、权贵资本主义、体制性腐败、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与新自由主义无关）之外，单纯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本身来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也从一个侧面对于这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理想性勾连产生了重大的质疑，也就是说，即便像美国这样一种看似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在它的经济发展中又有什么理由能够避免类似的经济危机呢？固然对于其他那些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展开来加以解释，但对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就其经济本身来说就能够模仿美国而建立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就算顺利实施了政治经济改革，我们就能走通一条美国式的政治经济道路吗？再进一步说，我们即使走通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是否能避免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呢？这些确实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

按照上述的理论考量，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就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通往美国之路就走不通呢？显然，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伴随着美国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讨伐之声愈演愈烈，按照他们的说辞，新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在美国既然已经导致经济崩溃，那么在中国就更是毫无前途。他们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又重新扯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一方面配合国际上的左派，倡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的全面复兴，重弹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马克思的共产经济，另一方面针对国内经济问题，大力弘扬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教科文卫体制。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结合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给予理论上的回应。

我们必须明确，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事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的宪政民主乃至自由经济这些主导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从中华民族的前途来看，中国要融入这个世界潮流之中去，由此而展开的对于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不会因为这场经济危机而受到重大的影响，甚至出现显著的倒退。所以，从这个根本的大势来说，国内思想理论界，尤其是左派所兴起的，从经济到政治的全面回潮，是没有前途的，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是错误的。中国要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要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必然还要继续进行政治宪政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从而融入到世界的大格局之中。当然，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富有成效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在改革方式、推进步骤、政策实施等方面，确实要秉承实践理性的精神，审慎考量。特别是经历这场经济危机，我们特别要思考，什么是美国模式，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全球经济，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民族精神，等等。

在此，我有一个提法，即我们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一个“事物”来看待，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待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认清它的制度形态、价值立场以及内政外交中的两个面相。虽然中美关系是一个攸关双方的国家间关系，而且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利益相关者”，确实为中美关系问题给出了一个很恰切的定性，但是，如何理解这个利益相关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并不赞同那种教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认为这个利益相关者就可以一览无余地把中美间的利益分歧完全抹掉。在利益相关这个共同点（公分母）上，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双方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这种国家利益还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把美国当作一个事物来对待，就不是理想主义地看待美国，而是现实主义地看清其内政与外交的两分，全球主义与地缘政治的两分，认识到这恰恰是美国这个事物既矛盾又统一的性质所在。这次经济危机，美国在全球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不过是这个事物的本性表现，对此我们既不能将其理想化，也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而应该采取现实的理性态度，审慎地看到这是美国这样一个事物处理自身问题的一种高级的政治智慧。

显然，美国模式是当今世界格局中一种利益最大化的优良模式（尽管其仍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如何学习这种美国模式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建立一种符合美国模式之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并非美国独享）的中国模式，而且这种中国模式的建立，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又是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抗衡的情况下构建出来的。用一句俗话来说，这是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共同生长的关系。我们认同一些普遍的原理，美国模式、中国模式都应该符合这些原理，但各自国家分享普遍原理的方式是有差异的，因此，各自的国家道路也是不同的。譬如，就这场经济危机来说，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美国的霸权而让世界其他国家买单，更远一点说，整个西方世界在建立各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制度时，可以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国家内政问题，而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建设道路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和今后未来的相当时期，显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这倒不是中国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缺乏这样一些因素，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国，在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如何防范经济危机，如何解决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些都不是从美国那里能直接学到的。为什么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教条，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个面相，没有看到宪政民主制度、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全球垄断、美元霸权等另外一些面相。

我认为，就直接的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参与美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救市的政府行为是明智的，也是符合中国之国家利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面指出，尽管我们在道德上并不认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元对全球经济成果的掠夺，乃至对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成果的掠夺。但是应该看到，那是基于美国百年历史形成的国家实力所带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且中国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总体上是与美国共同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的，中美在这个方面确实具有共同的利益。参与救市，维系这个中国仍然能够从中获得经济红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尽管代价也是巨大的。但是在参与救市的过程中，也要看到这不是一味的救助，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应该合理而审慎地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强化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这是我们参与救市的一个前提。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的设计与权衡问题，需要负责任的有良知的中国政治家的理性运作。

此外，中国应该看到自己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自身经济能力的缺陷，要总结国民经济体系的良性结构，在此，我认为要避免这样一种重大的误导，即看到美国自由经济导致了这场危机，就由此否定在一个国家政治体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看到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一种政府救市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因此也在国内经济中同样克隆、照搬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依然是有道理的，在国内中国依然应该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也正是本文反对左派在国内企图重新恢复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原因所在。看上去，面对这场经济危机，我们似乎在采取两种对立的政策，一方面是对外的参与政府救市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全球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内仍然要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一个繁荣的、藏富于民的市民社会。

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就美国来说，甚至就数百年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生长发育的轨迹来看，在它们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两分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制度平台，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可以共享这种基本制度的平台。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未完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所以就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我们的政治与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可以共享同一个制度平台之两分的成熟程度。因此，中国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时，一方面要在两分的情态下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在国内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宪政体制的配套改革。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及其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社会主义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占了上风，中国应该追随这个大势，在经济领域重新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不再进行体制改革，重回三十年改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并且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观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中国不可能闭关自守，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退回到一个孤立封闭的状态。因为我们既不可能像晚清那样保持一个王朝政治，甚至也没有了三十年改革前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一个完全孤立封闭的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在当今世界存在下去，这本身就是无稽之言。要开放和改革，面对的必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格局，我们要参与进去，并维系民族国家的良好前景，首先必须确立一个能够为世界共享的制度平台，这个平台就目前来说只能是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制度平台。第二，经济与政治的两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平台下的现实主义，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平台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不能采取两分的态度，也无法达到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交相轮替，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社会的动乱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目前权钱结合的资本主义之恶果，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错，也不是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过错，而是没有完善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中立化的、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基本制度平台所致。某些经济利益集团与政治利益集团分别捆绑了中立化的国家，疯狂攫取各自的集团利益，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扭曲，产生令人痛恨的社会结果。

所以，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警示我们不要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恰恰相反，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将之作为催化剂，进行更为广泛深刻的改革，把“人民共和国”从那些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扭曲捆绑下解放出来，重新交还人民。令人叹息的是，由于还没有真正产生这样一种中立性的国家机制，目前所谓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很可能不是在左派的思想嚣张中，就是在右派的片面独断中，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动荡。我们看到，决策者之所以在相关问题上举措失距，裹足不前，并非基于一种保守的审慎，而是一种不敢担当。但是，现实有时会以神奇的手打破沉默，那时候决断就摆在面前，审慎的理性如何在决断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需要一代精英的智慧。本文不敢说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及其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会把这样一个决断时刻摆在中国面前，但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早晚会到来，我们对之应该有足够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