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向议会表示，新法律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反间谍法改革。 LUKAS COCH/EPA, VIA SHUTTERSTOCK

 

 

 

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周四通过了一项影响广泛的国家安全法规，内容包括禁止外国干涉政治，加大对泄露机密信息的惩罚力度，并将损害澳大利亚与他国经济关系的行为定为犯罪。

 

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对议会说，新法律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反间谍法改革。

 

“全球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现在都遇到了实际的现代间谍活动，”波特说。

 

他接下来说，“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澳大利亚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现代的立法框架，以确保我们的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有足够的权力去调查和阻止恶意的外国干涉。”

 

这些新法律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英国和美国通过的法律类似，但影响更深远。法律优先考虑了安全官员们喜欢的做法，并赋予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很大的自行决定权，但只提供了有限的制约与平衡。

 

尽管政府官员表示，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法律是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影响力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刻通过的。法律可能会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一直将这项立法视为一种侮辱，尤其是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项涉及广泛的立法正式增加了38项新罪行，包括替外国政府窃取商业机密，同时扩大了间谍活动等现有罪行的定义。

 

新法律并不禁止外国政治捐款（正在起草的另一项单独立法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它们确实要求外国游说者在一个公开的名单上注册，这类似于美国的做法。

 

新法律还规定，代表外国政府参与任何旨在影响澳大利亚政治进程的秘密活动都是非法的，包括那些通常在民主国家受到保护的活动，比如组织集会。

 

对外国干涉罪的刑事处罚是最低10年、最高20年的监禁。

 

一些安全专家认为，早就该通过这些法律，它们在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现在，俄罗斯黑客可以在不接近投票站的情况下破坏美国的民主，而中国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融合起来的做法也在重新定义地缘政治。

 

 

 

“这是一件大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说。“在政府声称间谍威胁极高的时候，立法将我们的情报法规现代化了。”

 

但这些法律自从六个月前提出以来就一直遭到反对。

 

中国政府已做出冷淡反应，取消了澳大利亚商界领袖的签证，并暗示，澳大利亚政客这样做的动机是仇外和种族主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本周在回答有关澳大利亚新法律的问题时说，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希望各国都能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更好推进相互交流和合作，”陆慷说。

 

一些专家担心，澳大利亚正在忽视甚至削弱传统的外交手段，将重点放在了安全官员往往只暗示、但并不完全解释的秘密活动上。

 

 

 

“没有人提供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为什么真正需要这些法律，”著名的国防策略师休·怀特(Hugh White)说。“我们被要求听信这一点，但这里的风险是，我们在捕风捉影。”

 

几个月来，人权组织、学者和记者一直在争辩新法案，他们认为，法案出于恐惧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他们说，最初的法律草案在限制民主权利方面做得太过火了——比如，接受标有“机密”的信息就是犯罪，即使这些信息的公开符合公共利益。

 

一些人甚至说，这些法律有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像法律旨在抵制的威权政府的危险。

 

间谍法修正案寻求解决一些上述担忧。

 

有关保密信息的犯罪定义已被缩小。因公布政府信息而被指控违反保密法的记者，现在也能用“公共利益”的说法为自己辩护，他们可以争辩说，信息的披露对民主有利。

 

但除了记者和保密法规外，新法律几乎没有考虑其他的例外。

 

 

 

与国际利益有关、或有国际资金的教堂、慈善机构和人权组织仍可能需要在外国游说者的公开登记部上注册，这是旨在让外国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更加透明的新法律的核心原则之一。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戴维·布罗菲(David Brophy)说，他担心新法律会威胁跨国活动人士。

 

“有关这些法律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受中国影响这个需求上，”他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有人与中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合作，在澳大利亚组织集会的话，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因外国干涉罪而受到起诉。”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澳大利亚负责人伊莱恩·皮尔森(Elaine Pearson)说，这些法律还包括对分享机密信息行为的严厉惩罚，包括数年的监禁，这“将对信息披露产生寒蝉效应”。

 

“现有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她说，“把与他国有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都包括了进来。”

 

澳大利亚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将是新法律的执法。新法律包含一个“通知规则”，允许司法部长在不采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单方面地把某人列为外国代理人。

 

 

 

这意味着波特可能面临着把几个富有的、在中国出生的商人列上名单的压力，这些商人的政治捐款开启了去年澳大利亚就中国影响问题的辩论。

 

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澳大利亚公民、有名的政治捐款者周泽荣(Chau Chak Wing)在内，都否认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司法部长仍会把他们列入名单吗?

 

“现在备受期待的是用新的反干涉法提起的首批诉讼，”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说，他是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干涉的书《无声的侵略》(Silent Invasion)的作者。“我预计，当局公布的消息将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吃惊。”

 

汉密尔顿说此番话时人在德国，他为讨论中国干涉问题访问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他补充说，“澳大利亚在应对外国干预民主进程上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反应正受到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

 

但澳大利亚的首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说，澳大利亚政府可能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采取的措施的复杂性。

 

“我认为这将会很微妙，”他说。对外国影响进行监管永远是复杂的事情，他说，但“澳大利亚没有权利法案。各届政府一直拒绝考虑权利法案，他们说，我们的体制中有足够的制约与平衡。”

 

澳大利亚人可能很快会知道那些政府正确与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