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胡适和余英时都引用过一个关于鹦鹉佛经故事，这故事完整见于明末清初的文人周亮工的记述：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余英时评论说，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胡适和余英时都以“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来说明他们对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关注。
刘晓波也是一只濡水扑火的鹦鹉，没有天神帮助他，他不惜焚身救火。虽然火并未熄灭、甚至愈演愈烈，但刘晓波的事业并不能说全然失败了。刘晓波向死而生，他的超越时代与同侪的思想与精神，必将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发酵，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新一代反抗者所汲取。
一九八八年，刘晓波在香港接受记者金钟的访问，发出的振聋发聩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像一道闪电照亮年仅十六嵗的我的前路。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在我与刘晓波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十年间，我们对每个重大议题的立场都惊人地一致：我们一样亲美（亲自由），我们一样反对老左派和新左派，我们一样批判儒家文化及形形色色的“东方主义”。我也有幸与刘晓波并列出现在毛左们制作的要处死的“汉奸榜”上。但我们坚信：我们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有权选择“此生不做中国人”。
记得在二零零五年前后，一位西方外交官请我跟刘晓波、马立诚（著名政治评论员，倡导西化和开放、反对民族主义，因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而受到民族主义者之“围剿”）在一家餐厅吃饭。三个“汉奸”遇在一起，当然会异口同声地赞扬西方的民主自由。旁边一张饭桌上，一名年轻气盛的“爱国贼”大概听不下去，站起来痛骂我们说：“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跟我们在一桌吃饭的金发碧眼的外交官随即站起来斥责他说：“我们谈话，跟你无关，你没有礼貌，给中国人丢脸！”那个色厉内荏的“爱国贼”不敢惹洋人，悻悻然地埋单走人。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独立思考的知识人在“动物农庄”中的生存环境之恶劣，正如前辈学者资中筠所说，“一百年多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刘晓波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摆脱了国家、民族等“大词”的束缚，这一点与美国思想家、政治评论家安•兰德非常相似。他尖锐地批判信奉集体主义的、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完成了《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在书中试图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然而，当他到西方的中心——美国纽约——做访问学者之后，他发现西方亦有其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个体不完整”的精神问题。
近日，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背叛》的评论文章中，对海外中国民运的乱象提出尖锐批评：“现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份子一方面骑虎难下，为了面子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民主，二方面也从民运人士的身分中获得利益，包括就读著名大学并取得学位，入籍（政治庇护）以及不断得到基金会、善心人士和西方政府祕密的经济挹注。但是他们的民主修养有因此逐年深化吗？没有，丑陋的内斗以及遭到中国公安部门的挑拨离间，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与兴趣，乃至依然幼稚浅薄，毫无累积对中国政权的知识与斗争经验。”这些乱象恰好对照出了刘晓波的特质：他没有心机，不拉山头，脱口而出的是百分之百的真话。在中国，没有几个人像他那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刘晓波决定加一个“后记”。刘晓波的老朋友、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敏锐地注意到刘晓波的这一调整：“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刘晓波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 ”；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这一思想转向的重要性，被他飞蛾扑火般地回国支持天安门学运以及六四屠杀后下狱秦城的经历所掩盖了。其实，从一九八九年到二零一七年，刘晓波所有的思想、言论、行动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从此这里找到线索。
刘晓波也是一位全盘西化论者，如同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那样，企图带领国人“脱亚入欧美”。当年，福泽谕吉成功了；如今，刘晓波失败了——不是刘晓波没有福泽谕吉那麽努力，而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黑暗、顽固、卑贱，远远超过了日本文化。中国需要十个刘晓波、一百个刘晓波，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才能撬开那道沉重的闸门。
刘晓波思想的彻底性，在东方文化中罕有人能及。印度的甘地对西方充满疑虑，试图让印度摆脱英国文化的影响，回到中古时代的男耕女织、田园牧歌；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也是如此，流亡美国之后，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回头缅怀「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以东正教爲精神支柱。与这些东方哲人截然相反，刘晓波批评儒家专制主义和欧陆社会民主主义，大步迈向英美清教徒传统、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颂扬作为山上之城的“右翼美国”。
另一方面，刘晓波心存“反抗者的谦卑”，特别警惕反抗者变得跟反抗的对象“精神同构”。他从不回避对异议人士民运阵营的直率批评。刘晓波反对中共暴政，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梦想“取而代之”，而是对那些被中共凌虐的同胞的悲惨处境“不忍”，他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情谊，见证了圣经中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
刘晓波的一生，或许正可以用“濡水扑火”一词来形容。当山火过后，在一片焦土之中，我们终将发现一颗经过火的淬炼的闪闪发光的钻石。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余英时评论说，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胡适和余英时都以“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来说明他们对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关注。
刘晓波也是一只濡水扑火的鹦鹉，没有天神帮助他，他不惜焚身救火。虽然火并未熄灭、甚至愈演愈烈，但刘晓波的事业并不能说全然失败了。刘晓波向死而生，他的超越时代与同侪的思想与精神，必将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发酵，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新一代反抗者所汲取。
一九八八年，刘晓波在香港接受记者金钟的访问，发出的振聋发聩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像一道闪电照亮年仅十六嵗的我的前路。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在我与刘晓波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十年间，我们对每个重大议题的立场都惊人地一致：我们一样亲美（亲自由），我们一样反对老左派和新左派，我们一样批判儒家文化及形形色色的“东方主义”。我也有幸与刘晓波并列出现在毛左们制作的要处死的“汉奸榜”上。但我们坚信：我们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有权选择“此生不做中国人”。
记得在二零零五年前后，一位西方外交官请我跟刘晓波、马立诚（著名政治评论员，倡导西化和开放、反对民族主义，因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而受到民族主义者之“围剿”）在一家餐厅吃饭。三个“汉奸”遇在一起，当然会异口同声地赞扬西方的民主自由。旁边一张饭桌上，一名年轻气盛的“爱国贼”大概听不下去，站起来痛骂我们说：“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跟我们在一桌吃饭的金发碧眼的外交官随即站起来斥责他说：“我们谈话，跟你无关，你没有礼貌，给中国人丢脸！”那个色厉内荏的“爱国贼”不敢惹洋人，悻悻然地埋单走人。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独立思考的知识人在“动物农庄”中的生存环境之恶劣，正如前辈学者资中筠所说，“一百年多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刘晓波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摆脱了国家、民族等“大词”的束缚，这一点与美国思想家、政治评论家安•兰德非常相似。他尖锐地批判信奉集体主义的、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完成了《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在书中试图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然而，当他到西方的中心——美国纽约——做访问学者之后，他发现西方亦有其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个体不完整”的精神问题。
近日，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背叛》的评论文章中，对海外中国民运的乱象提出尖锐批评：“现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份子一方面骑虎难下，为了面子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民主，二方面也从民运人士的身分中获得利益，包括就读著名大学并取得学位，入籍（政治庇护）以及不断得到基金会、善心人士和西方政府祕密的经济挹注。但是他们的民主修养有因此逐年深化吗？没有，丑陋的内斗以及遭到中国公安部门的挑拨离间，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与兴趣，乃至依然幼稚浅薄，毫无累积对中国政权的知识与斗争经验。”这些乱象恰好对照出了刘晓波的特质：他没有心机，不拉山头，脱口而出的是百分之百的真话。在中国，没有几个人像他那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刘晓波决定加一个“后记”。刘晓波的老朋友、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敏锐地注意到刘晓波的这一调整：“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刘晓波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 ”；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这一思想转向的重要性，被他飞蛾扑火般地回国支持天安门学运以及六四屠杀后下狱秦城的经历所掩盖了。其实，从一九八九年到二零一七年，刘晓波所有的思想、言论、行动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从此这里找到线索。
刘晓波也是一位全盘西化论者，如同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那样，企图带领国人“脱亚入欧美”。当年，福泽谕吉成功了；如今，刘晓波失败了——不是刘晓波没有福泽谕吉那麽努力，而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黑暗、顽固、卑贱，远远超过了日本文化。中国需要十个刘晓波、一百个刘晓波，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才能撬开那道沉重的闸门。
刘晓波思想的彻底性，在东方文化中罕有人能及。印度的甘地对西方充满疑虑，试图让印度摆脱英国文化的影响，回到中古时代的男耕女织、田园牧歌；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也是如此，流亡美国之后，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回头缅怀「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以东正教爲精神支柱。与这些东方哲人截然相反，刘晓波批评儒家专制主义和欧陆社会民主主义，大步迈向英美清教徒传统、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颂扬作为山上之城的“右翼美国”。
另一方面，刘晓波心存“反抗者的谦卑”，特别警惕反抗者变得跟反抗的对象“精神同构”。他从不回避对异议人士民运阵营的直率批评。刘晓波反对中共暴政，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梦想“取而代之”，而是对那些被中共凌虐的同胞的悲惨处境“不忍”，他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情谊，见证了圣经中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
刘晓波的一生，或许正可以用“濡水扑火”一词来形容。当山火过后，在一片焦土之中，我们终将发现一颗经过火的淬炼的闪闪发光的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