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77岁了，他每天都要在中山大学校园快步走一万米，这一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以及一点点可笑之事就能让他大笑不已的乐天心态，是他年近八十仍然中气十足、神采飞扬的两大秘诀。中山大学里花木繁盛、草地开阔，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在此居住二十年，写下《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袁伟时的老师梁方仲正是陈寅恪的弟子。
袁伟时在中大的住所是一套四居室，客厅不大。他先带我参观了两间拥挤的书房，接着来到14平方的餐室，这里也塞进了一个很大的书柜，“老婆抗议了，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小声地偷笑着。最后我们回到客厅，他将客厅通往卧室的走廊门小心地合上，一边解释说“她正在午睡”。
起先我们轻声地聊着，渐渐就忘乎所以地大声起来。袁公很爱笑，笑点比较低。话题自然始于晚清史——这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很快就转移到当下。发轫于晚清的现代化大业至今尚未完成，用晚清社会存在的种种思想误区来观察当下的中国，仍然毫不过时。
他曾再三撰文援引史料分析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于是一些人在留言中说他是“卖国贼”，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年仅六岁，他的老家广东兴宁县虽从未被日本占领过，但在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损毁惨重，并且不断有成批的逃难者将妇契雏涌向兴宁。他上学必经过一个土地庙，那儿是乞丐的栖身之所，每年冬天他都能看到有人悲惨地冻死，脚从土地庙里伸出来。
“我是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看到中国老被人家打，饿殍遍地，很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摆脱被欺侮的境地”，他说。早年他曾是一位热情、思想左倾的爱国青年，年过不惑后他却成了激烈、不无“反动”的批判者——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转变，因为他在思想上的追求始终如一：国家富强和人格独立。
1947年，袁伟时到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对他影响很大的是这样一批书目：《观察》和《世界知识》杂志，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高尔基和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美国左派作家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拜伦、雪莱、海涅还有艾青的诗。经过这样一番思想上的洗礼，他成了革命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爱国民主协会。
1949年初，陈寅恪应岭南大学（后来并入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从北京南下广州，出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广州，18岁的袁伟时以高度的热情迎接自己人的到来，那时他的基本思想是“上课后忙着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什么都不计较”，一切看起来都是光明而美好。
五十年代初，袁伟时先后就学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选的都是经济学，“我那时认为中国政治上已经得到解放，民主自由已经有了保证，现在剩下的就是建设自己国家，所以就念经济”。
反右和“大跃进”中许多现象让他困惑。文革开始了，摧毁一切的“破四旧”和打砸抢活动让他更加难以理解。此时他是中山大学的教师，被剃了阴阳头，被贴大字报，说是“三反分子”。对他的批斗很快就过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都不够格。当时中山大学有26人自杀，他的老师梁方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受到批斗，1970年因病去世。对袁伟时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抄家，几百本书被抄走，其中有不少书很珍贵，再也找不回来，多年后回想起来仍觉心疼。总的来说，在知识分子集体遭受厄运和磨难的那段时间，袁伟时没被打成右派，也没受过大的批斗，个人遭遇方面他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
文革后期，袁伟时开始了全新的思想之旅，他接受了一项新的教学任务——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没有单纯的哲学，哲学史只是思想文化史，我要做的重点就是后半段，特别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读到了严复、梁启超、王韬、郑观应、章太炎，之后是胡适，这样一批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启蒙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发现这些人都是讲民主自由的。“过去对这些人，都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我讲课有一个特点，必须先要系统地看过一个人的材料以后，我才得出我的结论，我认为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这就跟当时的主流观点完全不一样”。
由此他从经济转向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坚持“以史料说话，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他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走向民主富强、走向自由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987年他的第一部书，6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出版，冲破把1840—1949年的中国史划分为近代、现代两段的习惯，通观19、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全局，否定了很多流行观点，以丰富的史料拓宽了学科内容。在第一次中国现代哲学史讨论会上，袁先生因工作太忙缺席，派了两位研究生带着自己的书去参加，同行反应很强烈，选举他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副会长。1992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两次增订后易名为：《晚清大变局》）一书出版，更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2009年3月1日，袁伟时在广州《时代周报》主办的论坛上讲《启蒙——中国现代化的生命线》，讲完后，水泄不通的报告厅中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是办企业的，特地从东莞开车过来听这个报告。90年代读了袁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十分感谢！”接着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献给袁先生一大把鲜花。
袁伟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他援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明以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而现代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据他总结，一是狭隘民族情绪，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国学派和新左派散布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现代化。
与言论大胆泼辣有所不同，在行动上，袁伟时是个冷静的谨慎派。当年他担任中山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时，恰逢89风波。不少激情澎湃的教师暗中组织罢课，袁伟时听到后立即召开全院教工开会，态度鲜明地说：“现在如果罢课、游行可以实现反贪污、要民主的目的，我就带领你们罢课、游行。但是，根本不可能，特别是罢课，有害无益。”在他说服和严格管理下，这个学院在风波中没有停过一天课，在当时极为罕见。他说他现在奉行三不主义：不参加网络签名；2008年起，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带政治性的组织。2000年，他在一次报告会的答问中说：“知识分子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发言，发财。”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发言，“人的精力有限，各人做各人的事，我只能做适合我的一点点事。”
傍晚时分，跟袁公一起离开他家。“一位朋友请吃饭”——两位中年丧偶的学者最近经人撮合，女方还有点犹豫，特意请三个好友去当参谋。这样的好事他自然一口应允，笑呵呵地去赴饭局。
